可扰民。
儿臣以为，当定下三规：其一，先核官田、寺田、学田、豪强隐田，优先清查大户，不先苦小民；其二，丈量之时，州县官吏需秉公登记、当众公示，许百姓申诉、许乡民核验，杜绝官吏私自增亩、虚加税额；其三，战乱荒田、民垦新田，暂缓计税、宽限数年，安抚疲敝民生。
如此，则国法得行、民困得纾，方是两全之策。”
忽必烈默然思索片刻，权衡国库空虚之急与江南民心之重，最终颔首定策：
“准太子所奏！即刻下诏江南诸行省：全境开展田亩丈量、地籍重编。先清豪右、再核细民，先理公田、再定私亩。严令官吏秉公行事，禁苛扰、禁私增、禁徇私、禁隐匿！”
诏书既下，快马驿传、一日千里，遍传江浙、湖广、福建、两广、江西江南五省。
一场席卷整个南国、牵动千万家户的田亩清查大潮，轰然铺开。
只是，朝堂顶层的良规美意，一旦落至地方州县、落入贪吏之手，即刻彻底变味、面目全非。
江南州县之间，骤然热闹喧嚣，亦骤然风声鹤唳。
各省即刻设立丈量公署，选调官吏、征召乡役、纠集差卒，逐乡、逐里、逐村、逐田，分片包干、全线铺开丈量。
秋日江南，稻禾方熟、遍地金黄，正是秋收岁获、百姓盼岁之时。
无数公差吏卒、手持丈杆、肩扛册簿、随行弓兵，浩浩荡荡下乡入野。阡陌之间，尽是官差奔走、尺杆丈量、笔墨登记之声。
起初百姓尚怀期待，以为新朝新政、均田均税，能一改南宋末年豪门逃税、小民负重的旧弊。
可不过数日，民间便彻底心寒、人人失望。
地方官吏深知朝廷急于增税、上官只求亩数增多、税额上涨，全然不顾民生实情。
一时间，增亩、虚丈、浮报、苛核成了州县通行手段。
豪门大族早早备好金银绸缎、珍玩财物，暗中贿赂州县主官、丈量吏目。官吏收受贿赂，对士族万亩良田、隐匿私地视而不见，丈而不登、登而减税，依旧任由大户隐田逃税、安然无恙。
反观寻常乡民、寒门细户，无钱行贿、无人庇护，成了官吏盘剥的唯一对象。
几分荒坡、半亩滩涂、新开瘠地、宅旁隙土，尽数被官吏丈量入册、计税登籍。
明明是涝旱无常、收成微薄的薄田荒亩，被官吏刻意虚报成倍、虚增亩数；明明是战乱荒芜、无人耕种的废地，被强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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