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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你来扛。”
六个字，简单直接。
“我给你最高级别的行动令——上海站所有人、所有资源，你都可以调动。李焕章的行动组也归你指挥。情报、通讯、后勤，你要什么给什么。但是——”
他走到郑耀先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力度不大，但分量极重——这一拍里有信任，也有警告。
“如果失败了——没人会帮你背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成了是戴笠的功劳。败了是郑耀先的命。在特务处，这是不成文的规矩——功劳往上汇，责任往下沉。
但郑耀先没有犹豫。
“明白。”
“好。”戴笠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张盖着红色大印的文件——最高级别行动令。上面有戴笠的亲笔签名和特务处的钢印。这种文件整个上海站存量不超过五份——每一份都意味着不受限制的权力和不可推卸的责任。
“拿着。”
郑耀先接过文件，折好放进内衣口袋。和密报贴在了一起——一份是日本人的暗杀计划，一份是中国人的反暗杀授权。
他转身准备离开。
“耀先。”
他在门口停下脚步。
戴笠站在书桌后面，手里又端起了那杯凉掉的牛奶。晨光照在他脸上，映出了眼角几道不易察觉的细纹——这个掌握着整个情报系统的男人，其实也已经不年轻了。
“那条蛇——断了一只手的蛇——比完好无损的蛇更危险。”他说，“因为受伤的蛇不会再理性地计算得失。它只有一个念头——反咬。不顾一切地反咬。”
“我知道。”
“你最好是真的知道。”
郑耀先走出了私宅的大门。
上海的早晨热闹而嘈杂——霞飞路上的早点摊已经开了，馄饨的香气和油条的焦香混在一起。黄包车夫们在路边揽客，此起彼伏地吆喝着。报童举着《申报》在大喊今天的头条——什么工部局的新条例，什么日本代表团的外交声明。
一切看起来和往常一样太平。
没有人知道，五天之后，这座城市将成为一个杀场。
郑耀先拦了一辆黄包车，直奔特别行动组的办公地点。
一进门，他就看到所有人已经集合好了——宋孝安、赵简之、沈越、高洪桥，加上几个队员，全都站得笔直。桌上摊着宋孝安连夜翻译整理的中文版情报——时间线、地点、作案手法、预设阵地，条目清楚，一目了然。
宋孝安显然已经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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