愣了一下：“什么时候？”
他说：“前天。我寄了入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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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斯堡爱国者新闻报》的头版是一张地图。
不是中东的地图，不是华盛顿的地图，是宾夕法尼亚到明尼苏达的地图。
一条红线从哈里斯堡出发。
穿过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威斯康星，一路延伸到明尼苏达那个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小镇。
红线旁边标注着距离：
三千公里。
地图下面只有一句话：“他本可以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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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问询报》的读者来信栏里，挤满了宾州人的留言。
“我为有这样的领袖感到骄傲。”
这是最多人写的一句话。
不是同一封信，是几百封、上千封信里，不同的人，不同的笔迹，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写下同一句话。
一个斯克兰顿的矿工写道：“我这辈子没佩服过谁。但我佩服他。”
一个匹兹堡的钢铁工人写道：
“他站在讲台上，穿着军装，说‘为了人民，不惜一战’。
我在电视机前站起来了。
不是有人让我站的，是我自己站起来的。”
一个伊利的中年男人写道：
“我不是人民党。我从来没加入过任何政党。”
“但今天，我要去入党了。”
“不是因为他的政策，是因为他说的那句话——‘为了人民，不惜一战’。这句话，我信。”
一个哈里斯堡的退休教师写道：
“我教了四十年的历史。”
“对我的学生讲过华盛顿、林肯、罗斯福。”
“我以为这个国家不会再出那样的人了。”
“我错了。”
“不仅出了，陈——做得比他们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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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丹尼坐在厨房里，炉子烧着。
收音机开着，播音员在说“伟大的胜利”。
他听着，没什么感觉。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
雪还在化，屋檐上的水滴答滴答地落下来，像时钟在走。
他想起哈罗德。
想起自己冻死的邻居，那只手，那个差一步的距离。
“你看到了吗？”
他对着窗外说。
没有人回答。
但他觉得，哈罗德应该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