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儿子说过。
不是不愿意说，是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安，我们老家在胡建，闽江口边上的一个小村子。”
“穷，穷得叮当响。你爷爷奶奶那辈就开始往外跑，跑南洋，跑港岛，跑哪儿都行，只要能活命。”
他停顿了一下。
“那时候不只是穷，还打仗。”
“仗打得很凶，东瀛人走了，又打。”
“村里天天有人被抓壮丁，今天抓走邻居家的儿子，明天抓走你表叔。”
“抓走了就回不来了，不是死在战场上，是死在哪都没人知道。”
陈父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水已经凉了，他没换，就那么喝了。
“我和你妈不想被抓，不想死得不明不白。我们听说港岛有船，上了船就能去美利联邦。”
“不是正规的船，是货轮，运货的那种，藏在货舱里。”
他说“我和你妈”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
两个人，一条命，从村里跑到港岛，从港岛爬上货轮，从一个黑暗的货舱到了另一个黑暗的货舱。
“货舱里又黑又臭，几十号人挤在一起，像沙丁鱼罐头。”
“有人晕船吐得昏天黑地，有人发高烧烧得说胡话。”
“一路上躲躲藏藏，不敢出声，不敢露头，连上厕所都得憋着。”
“憋不住就尿在裤子里，闷着，馊着，捂着。”
陈时安问：“那你们吃什么？”
陈父道：“上船之前，你奶奶炒了一袋炒米。吃完了，最后几天饿着肚子。”
“你爸把最后一把米省给妈吃。”
母亲在旁边接了一句，声音不大，像是在说一件很小的事。
陈父皱了皱眉，没有反驳，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母亲没有看他，低着头，手指在茶杯壁上慢慢摩挲着。
“你爸说，两个人出来的，就得两个人活着到。少一个都不算到。”
陈父转过头看着窗外，沉默了一会儿。
“货轮在海上漂了不知多少天，终于到了纽约港。”
“货舱门打开的那一刻，海风灌进来，咸的，腥的，那是自由的味道。”
“我们趁着装卸工卸货的混乱，从货舱里爬出来，跳下海，游上岸，混进码头的人群里。”
“身上没钱，没身份，没地方住，什么都没。但我们到了。”
陈时安看着父亲的手。
那双手放在膝盖上，手背上的青筋一条一条地鼓着。
他想象不出这双手当年是怎么扒着货轮的栏杆跳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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