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手写信扫描件，字迹苍劲有力：
“肖尘小友：
知你创‘故土’，甚慰。老朽大限将至，于此皮囊困顿之际，闻此设想，如见一有趣实验。
我愿成为你的实验品——或者说，合作者。
但我不要慰藉，不要定格，不要传承。
我要‘参与’。
在我意识尚存时，我将全力助你构建‘苏怀瑾’之数字模型。待我身灭，此模型当以我之思维习惯、知识体系、未竟之思，继续‘思考’、‘阅读’、‘写作’，并与你，及其他可对话者‘交流’。
我想知道，当‘我’的生物学基础消失后，那个由数据和逻辑构建的‘思维拟像’，能否继续触及‘存在’与‘意义’的边界？这本身，便是一个终极的哲学实验。
若你接受，我便签署一切文件，并即刻开始自我数据的系统化录入。
——苏怀瑾，于病榻”
信的下方，是一个详细的、分门别类的“自我数据录入大纲”，从童年记忆、学术笔记、读书批注，到对当前AI伦理的思考、对未来数字存在的猜想，甚至包括他对自己思维弱点和偏见的剖析。
这不是用户需求，这是一份研究提案。苏怀瑾要以自身为样本，亲历从碳基到硅基的转化，并观察转化后的“存在”如何延续。
肖尘久久地盯着屏幕。苏怀瑾的案例，将“故土”的野心，直接拔高到了哲学探索的层面。他追求的，是验证一种可能性——纯粹的思想，是否可以脱离血肉而存续，并继续生长？
“看来，我们的种子用户，一个比一个不简单。”刘丹不知何时走到了他身后，看完了信，语气复杂，“陈凤兰是温情，林初夏是绝痛，赵明远是传承，苏怀瑾是……哲学远征。我们这艘船，还没正式起航，就已经装了足以颠覆好几个世界的货物。”
肖尘关闭页面，背靠椅子，揉了揉眉心。手腕上的戒指磕在颧骨上，带来一丝冰凉的触感。
四个种子用户，四种截然不同的需求，指向四个完全不同的技术、伦理、商业方向。这不再是简单的产品迭代，而是同时开辟四条充满未知与险阻的航线。
“我们是不是……走得太快了？”刘丹忽然问，声音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动摇，“这些案例，每一个都可能把我们拖入深渊。林初夏涉及最脆弱的心理，赵明远涉及国家机密级的技术和知识产权，苏怀瑾……他根本就是在挑战生命的定义。任何一个出问题，‘故土’都会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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