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接下来，我们要把OEPC真正做起来，不是作为一个应对舆论的公关项目，而是作为一个扎实的、开放的、全球性的实践与研究平台。邀请那些真正关心教育公平、关心AI技术如何赋能而非宰制边缘社群的研究者、实践者、活动家参与进来，用实实在在的案例、真诚的对话、看得见的改变，来证明我们道路的可行性。真理不辩不明，实践是检验理念最好的标准。”
“第二，舆论上，我们不能只防守，要主动设置议题。他们不是攻击我们‘文化相对主义’、‘逃避监管’吗？那我们就大张旗鼓地讨论，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如何看待技术与伦理的关系？现有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AI治理框架，是否真的具有‘普世性’？它在非西方社会的实践中，遇到了哪些问题？‘萤火’的实践，是不是在探索一种补充甚至超越现有框架的可能性？我们要把这场关于AI伦理的讨论，从‘萤火’是否合规的层面，提升到‘什么才是真正公正、包容、有效的全球AI治理’的哲学与政治高度。拉更多的学者、媒体、公民社会参与进来，把水搅浑，把话题做大。”
“第三，”韩薇的目光变得锐利，“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找到并团结我们的盟友。这个世界上，对西方主导的‘普世’叙事不满的，绝不止我们一家。那些在全球南方，长期被忽视、被代言的国家和社群；那些在西方内部，同样对科技巨头的权力膨胀、对现行治理模式失效感到忧虑的学者和活动家；甚至那些在商业竞争中，同样感受到规则不公平待遇的其他非西方科技公司……他们都是我们潜在的盟友。我们要主动走出去，分享我们的经验，倾听他们的困境，寻找共识，构建一个新的、更加多元、平等的叙事网络和行动联盟。日内瓦的会议厅太小，装不下全世界的声音。我们要把对话，带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
方雨听着，眼中的忧虑渐渐被一种新的、混合着钦佩与决心的光芒取代。韩薇的策略，跳出了就事论事的辩驳，跳出了被动应对的泥潭，指向了一种更为宏大、也更需要智慧和耐心的长期博弈。这不再是简单的公关危机处理，而是一场关于话语权、叙事权和未来规则制定权的正面争夺。
“这需要时间，需要资源，更需要顶住巨大的压力。”方雨沉声道。
“我们最不缺的，就是压力。”韩薇走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