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它不准确，是因为它太准确了。
准确到读的人会问——‘既然可避免，为什么不避免？’他们不想让你问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删掉了那个分类。
删掉分类的方法比解决一个问题快得多，他们选择删掉分类，因为删掉标签比解决三百起事件容易得多，也比向公众解释这三百起事件为什么发生更容易。删除一个词条，就等于删除了一个追问。”
直播间里的人屏幕上弹出一条留言：“那些被删除的案例里，有多少人的家属至今没收到任何解释？”徐坤没有回答那条弹幕，但他在翻页的时候停了一下，像是看到了另一个问题悬在纸页之间。
“附录中还有一份统计表，关于各州底层的生存指标。密西西比州的贫困率是百分之十九点六，人均预期寿命是七十四点四岁。
康涅狄格州的贫困率是百分之九点二，人均预期寿命是八十点八岁。两个州之间隔着一千英里的差距，也隔着一代人的寿命差。
你在哪个州出生，决定了你能活多久。这份统计数据中还有一个剖面——在同一座城市里，同一套医疗体系下，不同邮政编码的居民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寿命差异。
出生在一个邮政编码，可能活到七十岁，出生在隔壁邮政编码，可能多活将近十年。差距不是基因造成的，是资源的分布造成的。”
他合上文件，没有把它放在一边。“这些数字在米国政府的档案室里躺了十几年，没有人动过。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是因为它们太重要了。
它们描绘的画面与官方叙事之间的矛盾过于直接，以至于任何一部报告都不可能与另一部保持一致的步调。
你不可能同时宣传‘机会均等’和‘邮政编码决定寿命’——因为这两个事实放在同一页纸上就会互相抵消。所以他们的对策就是把其中一份收进抽屉里，让另一份继续出现在镜头前面。
他们把第一份文件藏起来了，就像他们对待自己的内部评估报告一样，收藏起来，不予公开，等到有人找到它，才承认它曾经存在。”
他抬起目光，看向镜头。“史密斯给我这份文件的时候，附了一段手写的话，留在第一页的背面。
他说：‘我在佛波勒干了二十年。我见过他们把这份文件锁在保险柜里，告诉所有人它不存在。
我叛逃不是因为恨这个国家，是因为我不想再替那些把国家当公司经营的人当看门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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