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纸从我手中滑落，落在地上。
我站在那间布满灰尘的档案室里，手里攥着那张照片，眼眶滚烫。
“妈——”这个字从喉咙里挤出来，带着二十多年的重量，砸在地上，砸在那张泛黄的信纸上。
我弯下腰，把信纸捡起来，折好，连同那张照片一起放进口袋。然后我重新扫视这间档案室——母亲既然把信藏在这里，就不可能只留一封信。她一定还留下了别的东西。
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开始仔细检查档案室的每一个角落。文件柜、墙壁、地板——任何可能有夹层的地方我都敲了一遍。当我敲到靠窗那面墙的时候，声音不对了——那块墙板后面是空的。
我用手肘猛地一撞，墙板碎裂开来，露出后面一个大约半米深的暗格。
暗格里放着一个黑色的手提箱。
手提箱不大，大约四十厘米长、三十厘米宽，表面覆盖着一层薄灰，锁扣是老式的密码锁——三位数。我试了几个组合，都不对。我盯着密码锁，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数字——9360。那是四位数，这个锁只有三位。
那会是什么？
我想起母亲写给我的那封信，日期是1995年8月23日。我试着拨了823——咔嗒一声，锁开了。
我深吸一口气，掀开箱盖。
手提箱里装着的是一沓文件，最上面是一张折叠起来的泛黄报纸——1994年7月14日的《县城晚报》。头版头条印着一行大字：“县医院婴儿失踪案告破，嫌犯系内部人员。”
我拿起那张报纸，展开来看。报道的内容大致是：县医院妇产科在1994年6月连续发生了三起婴儿失踪案，警方调查后锁定了一名值班护士，该护士承认了罪行，被判刑十五年。报道的角落里有一张照片——那个护士被押上警车时的画面。照片上的女人低着头，头发遮住了大半张脸，但她的身形和侧脸轮廓，让我觉得莫名眼熟。
我翻到报纸背面，看到了一行手写的字：“这不是真相。她替我顶了罪。”
是母亲的笔迹。
我放下报纸，翻看手提箱里的其他文件。大部分是实验记录和数据表格，我看不太懂那些专业术语和公式，但文件最后的几页——是一份手写的名单。
名单上列着六个名字。
第一个是“李小宝”。
第二个是“陈小花”。
第三个是“张晓峰”。
第四个是“刘丽”。
第五个是“沈逸”。
第六个是空白的——只有一行标注：“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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