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结果的第二条，是他三天前参加一场开幕式的新闻照片。照片里，他站在一排领导中间，西装革履，面带微笑，双手交叉放在身前——左手手腕上，一块深蓝色表盘、金属表链的手表，在镜头下反射着低调的光。
和苏晚晴画的那块表，一模一样。
我盯着手机屏幕上那张照片看了五秒钟，然后把屏幕关掉，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在黑暗中坐了很久。
不是他。不能是他。但这个念头只持续了不到三秒，就被更强烈的理性压了下去。在调查里，“不能是他”恰恰是最危险的判断标准——因为它意味着调查者已经对这个目标产生了情感豁免。而情感豁免，是让真相从指缝间滑走的润滑油。
我重新打开手机，把那张新闻照片放大，盯着他左手手腕上那块表的细节看了又看。深蓝色表盘，金属表链，三点钟位置有日历窗——和苏晚晴画的素描完全吻合。而苏晚晴的素描，是根据那个开奔驰去刑侦支队见方远的女人的手腕上的表画的。
那个女人戴着这块表。而他，也戴着同一块表。
我关掉手机屏幕，在黑暗中闭上眼睛，让大脑在一整天的持续运转中强制进入短暂的黑屏模式。不是睡觉，是让神经元从信息过载的状态中冷却下来，为下一轮运转做好准备。
三分钟后，我睁开眼，坐起来，打开床头灯，从口袋里掏出那枚U盘和那台磁带播放机，放在床单上。然后我把两段磁带并排放好——左边是方远的遗言，右边是杜国威的警告。
方远说：画师本人，是写下这份名单的人。
杜国威说：画师不是我，我知道是谁。但我不能说。
两段录音，两个不同时间点的记录，指向同一个结论：画师真实存在，且身份高度敏感。而我在搜索框里输入的那个名字，是这个城市里唯一一个同时满足所有条件的人——有能力创建覆盖全系统的网络，有渠道接触核心信息，能让杜国威闭嘴，能让方远在临死前说出“画师不是一个人”这种话。
我拿起手机，再次打开那张新闻照片，把图片放大到最大，盯着他的脸看了很久。照片拍的是三天前的开幕式，他站在第二排中间偏左的位置，穿着一件藏青色夹克，头发花白，面容清瘦，戴着一副无框眼镜，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即将退休的领导干部。
但他的履历不普通。十五年前，他是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十年前，他调任市政法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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