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年男人看了一眼那枚警徽，没有伸手去拿。他的表情变了一下——不是惊讶，是一种“果然来了”的神情。他放下手机，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站起来：“你们等一下。”
他转身走进后面的办公室。过了大约五分钟，他走回来，手里拿着一个灰色的铁皮档案盒。盒子上贴着一张标签，标签上写着“2013年9月·炉次记录”。他把档案盒放在前台上，没有打开，只是用手按着盒盖，看着我。
“这个盒子，有人交代过，只能交给拿这枚警徽的人。”他说，“你是沈卫国的儿子？”
“是。”
他点了点头，把手从盒盖上移开，推到我面前：“拿走吧。这东西放在这里八年了，也该有人来取了。”
我打开档案盒。里面只有一份文件——几页纸装订在一起，边角已经有些发黄。第一页是一份炉次使用登记表，日期是2013年9月10日。编号03的火化炉当天只使用了一次，登记的被焚烧物不是遗体，不是遗物，而是一栏写着“医疗废弃物”的物品。
我翻到第二页。是一份手写的说明，字迹我认得——是我母亲的笔迹。
“致看到这份记录的人：
如果你能看到这封信，说明我已经不在了。我是北辰实验室的成员之一，编号E-00。我参与了这个实验从设计到执行的整个过程。以下是这份实验的核心记录。”
我继续往下翻。后面每一页都是密密麻麻的实验数据——实验对象的编号、心理评估的原始得分、顾北辰的干预措施、实验后的跟踪记录。每一个数据后面，都附有母亲的手写批注和分析。最后几页，是一份完整的实验流程图，从2010年的第一批筛选，到2013年的第十五次实验，每一个节点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而在流程图的最末端，母亲用红笔画了一个箭头，指向一个标注着“终极项目·S”的节点。节点下方写着一行小字：
“终极实验对象：沈逸。设计者：顾北辰。预计完成时间：2023年。”
我合上那份文件，指尖用力到发白。
阳光从殡仪馆大厅的高窗里斜进来，在灰色的地砖上投下一道明亮的光带。我把文件放回档案盒里，盖上盒盖，抱在胸前。
前台那个中年男人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重新低头看着手机，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我转身走出殡仪馆的大门。
傍晚的风吹过来，带着松柏的清香和远处田野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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