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依先生之策。”努尔哈赤决然道，“传令各旗，加紧备战，广布哨探，给我把明军的一举一动，都盯死了！这辽东的天，是该变一变了！”
尊号台上，努尔哈赤的身影，在八旗将士的欢呼与蒙古使者的恭维中，显得无比高大。而在他的身后，那数十门来源各异、沉默的火炮，如同蹲伏的巨兽，等待着在未来的某场决定性战役中，发出震撼天地的咆哮。
赫图阿拉的崛起，已成燎原之势。而北京城中的那点摇曳的帝王之火，已无力再将这燎原之火扑灭，甚至，其自身，也即将在这席卷而来的历史风暴中，彻底熄灭。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在位四十八年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乾清宫的龙床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死时，身边只有寥寥数名宦官和妃嫔，外廷的阁臣、部院大员，竟无一人在侧。他留给儿子泰昌皇帝朱常洛的，是一个国库空虚、边患滔天（辽东萨尔浒之战已于前一年惨败，明军四路丧师）、党争白热化、民变初现、天灾频仍的烂摊子。
而就在万历皇帝驾崩的一个月后，即位仅二十九天的泰昌皇帝朱常洛，也因“红丸案”暴毙。皇位如同烫手山芋，传给了年仅十五岁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帝国的最高权力，在短短一个月内，如同走马灯般更迭，中枢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与虚弱。
万历的最后火光，带着无尽的怨怼、恐惧与无奈，熄灭了。
而他身后的大明帝国，失去了这最后一点象征性的、哪怕只是名义上的凝聚力，如同一艘失去了舵手的千疮百孔的巨舰，在内忧（党争、民变、财政崩溃）与外患（辽东后金崛起）共同掀起的惊涛骇浪中，开始了加速冲向礁石与深渊的、最后的、疯狂的航程。
历史的聚光灯，从深宫中垂死的帝王，转向了辽东雪原上磨刀的枭雄，转向了东海波涛中待价的海盗，转向了朝堂上争吵的官僚，也转向了那些在民间的苦难与愤怒中，悄然积聚的、颠覆性的力量。
第二卷《暗潮西洋》，在这新旧交替、危机全面爆发的历史节点，缓缓落下帷幕。暗流已汇成怒涛，布局已近收官。而最终的清算与碰撞，将在接下来的第三卷《血沃江南》中，以最惨烈、最彻底的方式，轰然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