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里带着哀求。
李泽宁还是摇头，语气沉重如铁：“咱们现在的情况，谁敢沾边？谁又能沾边？”
一句话，浇灭了最后一点奢望。沈清芷泄了气，身子软软靠在沙发上，喃喃自语：“那怎么办……承霄才十七岁，他怎么受得了……”
李泽宁扶住妻子的肩膀，眼神异常认真，一字一句，像是在剖白心迹：“清芷，你听我说，下乡是现在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办法。如果咱俩出事，承霄就是反革命家属、黑五类崽子，要被迫跟咱们划清界线，无休无止写检查、写材料，被老师同学白眼、排挤、批斗。那种精神上的折磨，比身体受苦更可怕，更容易把一个孩子彻底摧毁。”
他顿了顿，喉结滚动：“留在北京，他没有户口、没有口粮、没有经济收入，最终的结局也是被街道发配下乡，他那时候的身份是反革命家属，还不如主动下乡，那样他的身份就是支援祖国建设的知识青年。”
沈清芷眼泪终于落下来，打在衣襟上：“真的没办法再周全一点吗？安排去东北也行啊，那边地广人稀，苦是苦，至少能吃饱……”
1975年，人心早已凉透。当年喊着“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建设祖国”的热血，早被日复一日的饥饿、劳累与歧视磨得干干净净。
谁都知道，下乡的去处，全看出身与门路：真正的高官子女，根本不用下乡，出路是参军提干、进机关单位，稳稳当当；稍次一等，去建设兵团、国营农场，有工资、管饱饭、偶尔能吃上肉；再往下，去大兴、顺义，近京城，父母能偷偷接济；有点门路的，往江浙、四川去，工分值钱，日子相对安稳；普通工人、教师家的孩子，多去东北，活不算最重，勉强能糊口；没人没关系的，发配陕北，吃不饱，但大多死不了；而像他们这样成分有问题、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的，只有一个去处——甘肃、宁夏、内蒙的苦寒之地，风沙大、水土差、口粮少，不保证死不了。
李泽宁心里比谁都清楚，儿子这一去，十有八九是西北。他不敢想，那个在书堆里长大、连煤炉都不会生的少年，能不能在戈壁荒滩上坚持下去。
“咱们还有多少钱？”李泽宁强行压下心头的剧痛，转入最现实的盘算。
沈清芷抹掉眼泪，声音哽咽：“现金三千多，粮票四百多斤。”
他们是海归博士，刚回国那两年，两人每月工资加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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