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务之急，在于‘开源’与‘节流’。开源，即增加铜钱产量——可在江南、两湖等铜矿丰富之地，增设铸钱监，广开铜源，增加铸钱数量。节流，则是严令禁止熔钱铸器，凡民间私藏铜料、私铸铜器者，以重罪论处！”
魏仁浦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范相所言，确为根本之策。然增设铸钱监，从勘探矿脉到招募工匠、建炉开铸，至少需时一年半载，远水难解近渴。臣以为，当先治标——严查私铸恶钱，收缴市面上的铅铁杂钱，由官府统一回炉重铸；同时，鼓励百姓以恶钱兑换足陌好钱，限期兑换，逾期则禁止流通。”
薛居正补充道：“陛下，臣还有一个提议——可否暂时允许各州县，以绢帛、粮食折抵部分税款？如此，既可减轻百姓筹措铜钱的压力，亦可充实各地府库的实物储备，为来年可能发生的灾荒或战事预留粮帛。”
三位重臣的意见，各有道理，却都未能触及问题的核心——五代乱世以来，货币制度的混乱，根源在于中央权威的衰落和地方势力的割据。若不从制度层面，确立一套统一的、由朝廷严格控制的货币体系，那么，即使今天收缴了劣币、增加了铸钱，明日，那些地方藩镇和豪商巨贾，依然会想出新的办法来侵蚀货币的信用。
柴宗训坐在角落的锦墩上，静静地听着这场讨论。他的目光，落在薛居正呈上的那份《显德五年春夏诸路市易钱帛流通状况表》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和备注，在旁人看来，只是一堆枯燥的统计，但在他眼中，却呈现出另一幅图景——一幅关于“货币主权”的图景。
《章节明细》中明确点出，此乃“建言铸钱，稳定经济”之局，目的是“展现经济治理才能”。柴宗训深知，在五代十国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货币问题，远不止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谁能掌握货币的铸造权和流通控制权，谁就能在无形中削弱地方藩镇的经济自主权，将全国的经济命脉，牢牢掌控在中央手中。
他需要一个契机，一个从孩童视角出发、却能直击问题核心的切入点。
这时，户部的一名郎中出列，小心翼翼地补充道：“陛下，臣近日查阅前朝旧档，发现唐武宗会昌年间，曾有过‘各地铸钱皆冠以州名’之先例。臣愚见，可否借鉴此例，令诸道铸钱监，所铸新钱，皆在背面加铸地名，以便稽查来源，追责劣币？”
这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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