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临时辟出的诊室里，总是挤满了人。
屋子不大，是队里腾出来的一个仓房，收拾干净了，生上炉子，摆上两张桌子，几把椅子。墙上挂着毛主席像，旁边贴着几张发黄的宣传画。炉火烧得旺旺的，铁皮炉盖烧得通红，上面坐着一把大铁壶，壶嘴里“噗噗”地冒着白汽。
吴大夫端坐在桌前，三个手指搭在一位老汉的腕上，双目微闭，凝神诊脉。那老汉七十来岁，脸黑得像锅底，手上全是老茧，指甲缝里还有泥。他坐在那儿，一动不敢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吴大夫的脸，大气都不敢出。
旁边，李老先生则仔细查看另一个病人的舌苔。那是个中年妇女，抱着个孩子，孩子五六岁，瘦得跟麻杆似的，脸上没血色。李老先生让小孩张开嘴，凑近了看舌苔，又摸了摸他的肚子，问了问饮食睡眠，然后转过头，和吴大夫低声商量了几句。
“您这是积年的寒湿，得慢慢调理。”吴大夫松开老农的手腕，转向李老先生，“李老，您看这方子……”
两人配合默契，一个诊脉开方，一个斟酌用药。有时候意见一致，点点头；有时候略有分歧，就低声讨论几句，最后总能拿出个稳妥的法子。
几副药下去，效果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