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眼睛瞪得溜圆，闪烁着饿狼般的光：
“林墨是活生生的人，是您的儿子！他卖的药材，同仁堂那么大的字号，还能不认账？咱们去，不是去要钱，是去拿回本来就属于咱们林家的钱！”
她说得理直气壮，仿佛真理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同仁堂要是敢不给，咱就闹，闹他个天翻地覆！咱问问他们：凭什么姓熊的就能拿6000块？他们不是说姓熊的是和咱家那个白眼狼一块儿和同仁堂做的交易？他们的话就是凭据！”
林母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林父一直沉默着。
他坐在炕头，浑浊的眼睛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一动不动，像一尊泥塑。
窗外，天阴沉沉的，没有太阳，也没有风。院子里的晾衣绳上，挂着几件破衣服，一动不动地耷拉着，像几具尸体。
林父看了一会儿，重重叹了口气。
那叹息声，沙哑，沉重，像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挖出来的。
“去吧……”
他哑声道，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去问问也好，总要……总要闹个明白。”
他的默许，更像是一种在现实重压和家庭内部压力下的无奈妥协。
长子（亲儿子）一家的窘迫，他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或许，内心深处也有一丝侥幸：万一呢？万一同仁堂看在林墨的面子上，能把钱给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