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陈述，告诉她,仅她掌握的这些材料，还不好告这女人，因为她陈述的内容中没有犯法的事实和证据，充其量只是道德范畴里面的问题，就是这种问题，罗虹也拿不出证据。她说那女人与她男人勾勾搭搭，有两性关系，证据呢？就是拿出这种证据，也告不出啥名堂。律师告诉她，那女人与她的丈夫有没有登记过结婚，如果有，就可告她重婚罪，罗虹说没有。律师又问她，他们两个有没有同居在一起，罗虹说，也没有，只是隔三差五的，他们会鬼混到一块儿。实际上，就罗虹说的这鬼混到一块儿的事,她也没有证据，这种事也不好弄到证据，就是弄到证据，又能怎样？最后律师好心地劝她，这种事就别乱跑法院打官司了，没法打，打也打不出个名堂，人家法院恐怕压根儿就不受理这种捕风捉影的事。当然，罗虹并没有告诉律师她的丈夫是干什么的，姓啥名谁，她也没有告诉律师自己的身份,她只是一心地想告那一个人，破坏她家庭幸福的那个女人。她琢磨琢磨律师的话，觉得也有道理,就放弃告状打官司的念头，转而去找报社和杂志社了。她想叫记者或是作家写写那个第三者,她还说，她愿意为这事出钱，只要能照着她的意思写，再把文章登在报纸和杂志上，她愿意出大价钱，她有钱。话说到这份儿上，那些报社和杂志社还是拒绝了她的要求，理由是这种事涉及个人隐私，弄不好当事人会将媒体告上法庭的，还是不做为好，若一定要做，还要弄出个雄雌，还得走法律程序。说话的人并不知道为这事她先去咨询过律师的。终于，在她找的许多报社、杂志社中，有一家杂志社答应考虑考虑这事，并与她相互交换了电话号码。罗虹明白，这种杂志社是冲着她愿意出钱来的，只要钱出得到位了，他们自然会写的。不日之后，杂志社的人找到了罗虹,他递给罗虹一张名片，名片上写的是“自由撰稿人文章”，当然还有联系电话和电子信箱，名片的背面是业务范围，其中有代写上访信函、诉讼状纸、人物传记、纪实文学、遵命文字、隐私秘密。罗虹看了这张名片，大开了眼界，先前她哪里知道如今有专门干这种事的。她问这个叫文章的人，是不是那家杂志社的人，名片上写的是撰稿人还扣上自由这顶帽子。她有点疑惑，这种自由人就不在政府人的册子，能办成事？那人告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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