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粮食，二话不说便要亲自送过去。赵梅有些担心，毕竟鬼子在这一带的封锁线比几年前更密了，几步一个哨卡，天上不时有飞机巡逻，连一只野兔跑过去都要挨两枪。可看着柳絮同志那张毫无变化的脸，赵梅心里又莫名地安定了下来。她想，这个人或许真的能穿过鬼子的重重封锁，把物资安全的送到队伍那里。
柳絮同志走后，赵梅继续一边带着长生和队友执行潜伏和情报传递的任务，一边协助当地的同志们巩固根据地。这几年鬼子的扫荡越来越疯狂，手段也越来越残忍，但赵梅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只一心要杀鬼子的女人了。
她学会了隐忍等待，学会了在最适合的时机给出最致命的一击。
日子就在这样紧张而压抑的气氛中一天天熬过去，熬到了那一年的春天。
那时候，鬼子在各个战场上已经开始显露败相，前线的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到他们的指挥部，但困兽犹斗，越是濒临失败，他们就越是疯狂。晋察冀一带的扫荡不但没有减缓，反而变本加厉。
赵梅所在的那一片根据地，几乎每天都在转移，有时候一夜要换两三个藏身点，所有人都疲惫到了极点，他们在县城的临时地下交通点，也因为鬼子的大肆残杀和高压破坏，逼的他们不得不转移。
那天，赵梅和长生跟着一支小队护送一批伤员向后方转移。队伍里大多是走不动的重伤员和几个医护人员，能战斗的人手不多。赵梅走在队伍中间，手里端着枪，耳朵时刻竖着，捕捉着周围任何一丝不寻常的声响。
长生跟在她的身后，也已经端着一杆比他矮不了多少的枪，神情警惕。赵梅有时候回头看一眼这个干儿子，心里会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骄傲，心疼，还有一种连她自己都不太敢细想的恐惧，她怕沉浸在干儿子的幸福中，忘记了自己儿子的相貌了。
这天，他们走到一个叫柳沟的小村子附近时，远远就听到了枪声。派出去侦察的同志跑回来报告，说前面有一队鬼子正在搜山，大概有二三十个人，装备齐全，离他们的位置已经不到三里地。护送队长当即决定，伤员往山沟里撤，能战斗的人留下断后。赵梅把长生往伤员队伍那边推了一把，说：“去，跟着走。”长生不肯，梗着脖子说自己也是战士。赵梅第一次冲他发了火，眼睛一瞪：“你是我儿子，就得听我的！滚！”
长生被骂得眼眶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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