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当也是七星岗街道的待业青年，其时也一穷二白。那时陈与马纯属泛泛之交。至于30年后，两人穿着橙黄色的囚服，以黑社会一、二号头目的身份在法庭相见的场景，超越了任何人的想象力。
没干两三年，长江仪表厂开始向市场经济看齐，推广具有中国特色的“停薪留职”。陈明亮属于下海的头一拨人。出来后，他先是东拼西凑，在长江大桥南桥头搞了个桥头火锅，然后又搞百货、批发香烟。
一去两年。小生意人的日子平淡如水，那些漫长的年头，似乎就是某个搬运货物大汗涔涔的下午。
1983年，大儿子出生不久，老婆就和陈明亮闹离婚。那时候他还只是菜园坝火车站倒卖国产香烟的小贩，典型的下城泥腿子。老婆嫌陈明亮太穷，离婚时几乎把家搬空，被盖也卷走了。大儿子18岁那年生母过世，已经成为亿万富翁的陈明亮说起这件往事，生平惟一一次在儿子面前掉了泪。
之后，丢掉铁饭碗的陈明亮跟着浩浩荡荡的农民工们南下。别人打工，他去深圳做百货生意。那是深圳创办特区后勇往直前的80年代。
传说他在深圳捞下了第一桶金。一年后，他回到重庆，这个城市空气里已经浮动着改革开放蠢蠢欲动的声响。市区里到处是施工队盖房子的叮呤当啷声；石子路上，解放牌汽车幸福而自得地响着大喇叭；麻将声依旧。
在七星岗中山一路，陈明亮租下了重庆市干果公司的一个小门面，取名宏大电工器材商店，主要经营机床配件和机电产品。这是他给重庆市干果公司总采购员之女左保书留下的好印象：平头，瘦高个子，早上七点开门，晚上十点关门，成天骑个摩托车，日晒雨淋的，爱开玩笑。
而那个之后被称为“黑老大女人”的左保书，当时还留着大辫子，有七分姿色和三分泼辣，这倒符合下半城对于重庆妹的看法。
于是左保书便与陈明亮合伙做生意，遂结婚。分工基本如此：陈明亮干体力活，左保书出面，去银行贷款，去要指标。
那时的一切都在被计划，工作，柴米油盐，以及一种叫的确良的布料。要进货，就得拿到重庆机电厂等国营企业的计划指标证。年轻的重庆姑娘左保书在企业供销科守着陪笑、诉苦直至最终抹眼泪，别人一心软，就把指标给了她，这个办法被屡试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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