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腊八。
吉春市，光字片，周家。
周家一共五口人:
周父周志刚、周母李素华、大儿子周秉义、女儿周蓉、小儿子周秉昆。
今天，都在。
吃过晚饭，周父进里屋继续做木工，周母李素华和女儿周蓉去外屋地拾掇碗筷，老大周秉义和老三周秉昆坐在外屋炕沿嗑瓜子。
周秉义打开收音机，收音机传出播音员的声音慷慨激昂：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最近一段时间，从早到晚，广播里都是上山下乡的宣传，生怕有人不知道。
听着收音机里播报声断断续续传来，周秉昆望着外屋低头洗碗的周蓉，扬声喊：
“姐，你听这广播里说的，报纸上也天天登，多子女的家庭，就一个能留城，剩下的都得走‘上山下乡’的路，这是革命青年的必经之路。
咱家三个孩子，咱哥去了建设兵团，我跟你，还要有一个得下乡。”
“这还用问？”周蓉甩了甩手里的饭碗，“我比你大，当然该我下乡！”
“理是这么个理，你比我大，是该你去。”
周秉昆抓了抓头发，语气放缓了些，
“可你是姑娘家，长得又好看，下乡让人不放心。留在家里，爸妈心里也踏实。”
听他这么说，周蓉立马急了，放下碗“噔噔噔”闯进屋里，脸都涨红了：
“不行！我已经给街道递了志愿书，表了忠心，必须下乡。
不去的后果，你们也清楚！”
这话一出口，全家人都愣住了。
谁也没料到，她竟然先斩后奏，把话说到这份上——真要是不去，后果很严重。
周秉昆双手往炕沿上一撑，直了直上身，看着周蓉说：
“姐，没想到你理想这么远大，我真佩服。
要是这样，那下乡的名额就给你，我留家里。
不过，你要是去太远的地方，爸妈指定天天惦记。
我听说有去二道河农场下乡的名额，春燕她俩姐姐都要去那儿。
二道河农场离咱家就五十里地，我跟妈啥时候想你了，抬腿就能过去看看。”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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