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死的不只是军统的人。重庆、上海、武汉、长沙，所有还在坚持抗日的地下力量，都会被连根拔起。几千条人命。”
余则成没有说话。
“你在军统待了多久了？”吕宗方突然问。
“半年多。”
“你见过的军统高层，有几个是为了打日本人？”
余则成的嘴唇动了一下，但没有发出声音。
“戴笠算一个。”吕宗方自己回答了，“但他打日本人，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毛人凤呢？他连日本人长什么样都不在乎，他只在乎谁挡了他的路。郑介民呢？他在忙着跟美国人做生意。还有那些处长、科长，你觉得他们在乎过前线每天死多少人吗？”
余则成低下了头。他想反驳，但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因为吕宗方说的每一个字，他都亲眼见过。
“有些地方不一样。”吕宗方的声音更低了，低到几乎只有气声，“有些地方的人，连饭都吃不饱，连子弹都不够用，穿着草鞋在雪地里打仗。但他们的骨头是硬的。他们不卖国，不贪污，不互相倾轧。他们死的时候，脸是朝着敌人的。”
余则成抬起头，看着吕宗方。
老人的脸上没有任何煽情的表情。他只是在陈述事实。就像他平时在电讯处分析敌情报告一样，冷静、客观、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但正是这种冷静，比任何慷慨激昂的演讲都更加震撼人心。
“老师。”余则成的声音有些干涩，“你说的那些地方，是不是......就是电台指向的那个方向？”
吕宗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站起身，走到地窖角落里，拿起了那台破旧的收音机。那是地下党留在安全屋里的设备，外壳上满是划痕，旋钮已经磨得看不清刻度了。
“天快亮了。”吕宗方把收音机放到余则成面前，“你之前在船上记下的那组高频盲音，还记得吗？”
余则成点了点头。那组盲音，他记得每一个数字。
“用这台机器，看看你能从里面挖出什么。”吕宗方说，“李海丰不会放弃追踪。我们要在他找到这里之前，找到他的弱点。”
余则成接过收音机，开始调整频率。他的手指在生锈的旋钮上转动着，耳朵贴近了喇叭。
静电噪音。杂波。偶尔闪过的日语播报。
然后，在某一个频段上，他听到了一组短促而有规律的脉冲信号。
嗒嗒嗒。停顿。嗒嗒。停顿。嗒嗒嗒嗒嗒。
余则成的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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