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朗博恩的午后热得让人不想动弹。
阳光透过书房的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块一块的金色。窗外的蝉鸣一声接着一声，吵得人心烦。班纳特先生坐在书桌后面，手里拿着一本书，却半天没翻一页——太热了，热得连书都看不进去。
门被敲响了。
“进来。”
门推开，玛丽站在门口。
玛丽，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垫着书才能够到桌面的小女孩了。她穿着浅色的夏裙，头发简单束在脑后，脸上带着一点被太阳晒出的薄红。她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有些厚，鼓鼓囊囊的。
“父亲。”她走进来，在书桌对面坐下。
班纳特先生正坐在书桌后面看书，见她进来，放下书，挑了挑眉毛。
“有事？”
玛丽在他对面坐下，从怀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
班纳特先生打开信封，里面不是银行存单，而是一叠文件——埃杰顿出版社的结算单、几张银行汇票的复印件，还有一份手写的清单，上面密密麻麻列着数字。
他一张一张看过去，越看眼睛睁得越大。
“这是……”
“这些年攒的。”玛丽说，“都在舅舅那儿。您和他一起做受托人。”
班纳特先生当然明白“受托人”是什么意思。
他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十五岁的女儿。
那些汇票上的收款人，写的是爱德华·加德纳先生——玛丽的舅舅，他在伦敦做生意，有银行账户，有社会信誉。加德纳以自己的名义接收这些钱，存在银行，但有一份信托契约明确写着：这笔钱的实际所有人是玛丽·班纳特，收益归她终身所有，丈夫无权干涉。
他继续往后翻。
清单最后，是一个总数。
四万三千七百镑。
班纳特先生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把文件放回桌上，靠回椅背，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你想怎么用？”他问。
玛丽坐直了身体。
“我想买一座庄园。”她说。
班纳特先生没有惊讶。他知道这个女儿迟早会说出这句话。
“什么样的庄园？”
“不用太大。”玛丽说，“能在伦敦外围郊区，离城市不远，但又够安静。可以作为……未来的退路。”
班纳特先生看着她。
退路。
他知道这个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不想靠婚姻，不想靠任何人。意味着她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无论将来发生什么，她都可以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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