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摊在太阳底下。她写了那封公开信，承认了，说“我是一个女性作家”。
那些字印在报纸上，被全伦敦的人读。她以为她会怕，可她不怕了。那些骂她的人还在骂，可更多的人站出来替她说话。
那些女工，那些医生，那些读过她书的人，那些从她的字里看见过光的人。他们知道她是谁，他们不在乎她是女人。他们只在乎那些字。
她低下头，看着信纸上那行字——“是否仍用‘托马逊’”。她想起那些年躲在朗博恩的书房里，对着蜡烛写那些字的时候，手在抖，眼睛却是亮的。那时候她不敢写自己的名字。现在她不用抖了。
她拿起羽毛笔，蘸了蘸墨水，在回信上写得很干脆。“埃杰顿先生，请将我的名姓印在书上。玛丽·班纳特。托马逊这个名字跟了我很久，可我想，是时候用我自己的名字了。我期待烫金的作者名，和那本书一起出现。”
她写完了，放下笔，把那页信纸拿起来，看了一遍。那些字稳稳地落在纸上，一笔一画的，不急不慢。她把信折好，封口，盖上那枚银印章。羽毛笔，野蔷薇，还有那个小小的M。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伦敦的空气涌进来，带着雨后泥土的腥气，混着远处飘来的、若有若无的咖喱香。她站在窗前，望着那些灰蒙蒙的屋顶，嘴角弯着。
托马逊是她的壳，她钻进去，藏了好多年。现在她出来了。不是被人拽出来的，是自己走出来的。
她站在这间属于自己的书房里，用自己的名字，写自己的书。那些字，会印在纸上，烫着金，摆在书店的橱窗里。没有人会问“这是男人写的还是女人写的”。
他们只会看见那行字——玛丽·班纳特。
那些箱子是在一个阴天的下午送到的。
玛丽正坐在书房里写一封信，听见楼下传来车夫吆喝的声音，然后是重物落地的闷响。
一下，两下，三下。她放下笔，走到楼梯口。埃莉诺正站在门厅里，看着那堆箱子，脸上难得露出一点不知所措的表情。车夫还在往里面搬。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五个大箱子，整整齐齐地码在门厅里，像一堵矮墙。
“出版社送来的。”车夫擦了擦额头的汗，“埃杰顿先生说，这些都是班纳特小姐的信。攒了好几年了，一直没敢扔。从前问过要不要送来，小姐说不用。现在有了固定地址，就一并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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