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梯教室里所有人都在等待讲台上那位八十多岁的学界泰斗给出答案。
阎崇年端坐在宽大的皮椅中，脊背往后靠了靠，双手交叉合拢放在桌面上，胸腔起伏平稳，没有展现出任何失态的情绪。
面对赵书尧抛出的“经济账”与“底层生死”拷问，他迅速在脑海中过滤掉那些容易陷入泥潭的具体数据。
纠缠细枝末节，那是学者的软肋；上升到国家大势，才是他这种泰斗的绝对主场。
“赵书尧同学，你的切入点很有意思。”阎崇年开口了，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递出来，带着一种历经岁月沉淀的宽厚与包容。
他目光越过赵书尧，看向后排的几百名学生。
“我必须承认，如果仅仅顺着你刚才提供的单一经济理论去推导，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会让人对这位历史上的伟大君王产生巨大的误解。”阎崇年的语速很慢，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晰。
“但是，我们做历史研究，看待问题绝对不能太过于单一，你不能只算一本江南的财务账，你必须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还要把目光放在当时的国内大局势上，然后再来做出综合判断。”
赵书尧站在原地，嘴角挂着一丝礼貌的笑意，安静地充当一个倾听者。
“你刚才问，他为什么要去江南，还要连去六次？”阎崇年提高了音量，语气中带上了一种宏大的叙事感，“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因为当时的江南地区，刚刚经历过朝代更迭，局势并不稳定，民间潜伏着大量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反对势力。”
“这种南巡，第一目的就是通过展示朝廷的威仪，去震慑那些蠢蠢欲动的人，第二，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富庶地方的直接掌控。第三，则是为了巡查关乎国计民生的黄河与运河。”阎崇年双手撑在桌面上，身子前倾，“这三点，哪一点不比几百万两白银的亏空重要？”
台下立刻传来一阵细碎的笔记声，很多准备考研的学生下意识地在本子上记录，因为这完全符合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
阎崇年捕捉到了这种良好的反馈，毫不迟疑地抛出了准备好的重磅定论。
“你只看到了老百姓在短期内多服了几个月的徭役，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小部分人的利益。”阎崇年摇着头，用一种悲天悯人的语调说道。
“但你放眼康熙整个漫长的执政生涯，他对我们这个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是足以掩盖这些细微瑕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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