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殊途而共济。”
商代贞人占卜，以龟甲兽骨为媒介，神意是唯一准则。
贞人根据兆纹的形态，直接解读天帝、先公先王的意志。
兆纹的“吉”“凶”是绝对的，无需结合现实人事权衡。
《周易》占卜，以卦爻为媒介，“象数+义理”结合人事推演。
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从“神意独断”转向“天人合参的理性推演”。
二者在占卜逻辑、核心目的、社会功能上差异显著，且这种差异深刻契合了周人‘敬天保民’的统治哲学。
核心目的从“服务神权统治”到“辅助德治与人事决策”。
商代是典型的神权政治，商王自称“帝之子”，而贞人是“帝与王之间的传话人”。
占卜的核心目的，是通过“神意的绝对权威”，巩固商王的统治合法性。
商王所有的政治、军事、祭祀行为，都必须以占卜得到的“神意”为依据。
如商王武丁时期，频繁占卜“是否伐鬼方”“是否祭河神”，本质是用神意来为自己的决策背书，让臣民服从。
周人取代商之后，深刻反思了商亡的教训。
商纣王“不敬天、不保民”，滥用神权，最终导致天怒人怨。
虽说帝辛无论做什么，都直接来一道王诏，说我已经占卜过了，就按我的来，是为了打压贞人集团。
可他的做法无疑也是在滥用神权。
因此周人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核心思想。
意思很简单，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只有有德的君主才能获得天命。
《周易》的占卜目的，是辅助人事决策，而非取代人的判断。
周王在占卜时，会结合“卿士、庶民”的意见，即《尚书??洪范》中的“谋及卿士，谋及庶人”。
占卜结果只是决策的参考之一，而非唯一依据。
《周易》占卜，可以说是落实周人的‘敬天保民’与‘德治’理念。
此时的《周易》，已经从‘占卜之书’，逐渐演变为‘蕴含天道、人事、道德的哲学之书’。
占卜的功能被弱化，而‘义理’的价值被凸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周公的《周易》，跟李枕的观象，都是从‘神意独断’转向‘天人合参的理性推演’。
说是异曲而同工，殊途共济，也不算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