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的鞍钢被称为“共和国钢铁工业的长子“，1952年中共中央就专门作出《集中全国力量，首先建设鞍钢》的决定。
但“长子“的日子并不好过。
例如鞍钢当时的无缝钢管厂，就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困境：
按照设计能力，一年满产能生产四万吨无缝钢管，可全年订货只有一万九千多吨，不得不把产量压低到两万三千吨，每天只能开两班，三、四百人没活干，部分设备闲置。
更憋屈的是，产量压得这么低，钢管还是销不出去，有些不得不低价出口；可与此同时，因为国内技术落后的缘故以及刚需，我们还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高质量无缝钢管。
一边是现代化工厂“吃不饱“，一边是国家花着宝贵的外汇买管子，这种矛盾让人如鲠在喉。
再说废钢铁回收。
鞍钢1954年一年中，在鞍山市郊和其他地方收购的废钢铁就达60.04万吨，支付金额达5000多万元。仅1954年8月到12月，职工在业余时间拣回的废钢铁就有5934吨，光是奖金支出就达4万多新币。
甚至民政局组织的八十名烈属、军属和贫困户，四十天里拣了废钢铁453吨。
60多万吨废钢散落在各处，说明厂区管理粗放，回收体系混乱，大量的金属材料被当作垃圾扔掉。这些废钢如果分类回炉，那就是上万吨的好钢，可当时既缺分拣人力，也缺回炉的配套能源和设备，眼睁睁看着“宝“成了“废“。
还有高炉生产，以鞍钢七号高炉为例，在当时的装备条件下，焦比接近一千公斤每吨铁，也就是说烧掉一吨焦炭才能炼出一吨铁，效率低得惊人。
焦炭要从山西、河北运来，铁路运力本就不够，结果炼一吨铁就要烧掉一吨焦炭，运力又被吃掉一大块。1954年全国钢产量才二百多万吨，鞍钢作为全国最大的钢铁基地，消耗了海量的煤炭和木材，产出的每一吨钢背后，都驮着铁路、煤矿、林业的沉重负担。
人才更是捉襟见肘。
大型轧钢厂和无缝钢管厂两工地的技术人员只占职工总数的1.2%，而且六成以上还是刚毕业的大中专学生，工人队伍里绝大多数是新参加工业建设的农民，连领导干部也大多从地方转来，缺乏基本建设经验。技术力量薄弱到这种程度，想提升效率、改进工艺，简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这些窘境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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