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在共用起居室时，华生会忍不住感慨几句刚刚结束的会面，抱怨某个委托人的愚蠢，或赞叹福尔摩斯从一枚纽扣、一点泥渍中推理出惊人事实的能力。
“简直像魔术，凯普莱特！”华生有一次在晚餐后激动地说，他们刚送走一位差点因伪造的遗嘱而失去遗产的年轻女士。
“福尔摩斯只看了她带来的那封可疑信件五分钟，就指出了三个只有伦敦东区特定印刷作坊才有的油墨和纸张特征，以及写信人是个左撇子、并且最近患有严重鼻炎的结论！那可怜的姑娘差点晕过去，当然，是因为高兴。”他兴高采烈道。
这位好医生不仅是个热情的室友，更逐渐显露出他作为“记录者”的潜质。
晚上在起居室，华生会就着煤气灯的光芒，在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上写写画画。
“你看，凯普莱特，”当天华生兴致勃勃地把笔记本推给查尔斯看，“我把那个案子的核心矛盾这样写下来，是不是比干巴巴的票据要有趣些？当然，我隐去了真实姓名和地址信息。”
“非常棒，华生，”查尔斯由衷道，他慢慢阅读了一遍，然后又读了一遍。心中有点舍不得这份名人手稿。
“你有一种让事实自己说话的本领，而且善于捕捉人物的特点。”他说。
这并非恭维。
华生或许还没有形成后来那种简洁有力的风格，但他对细节的忠实记录和朴实无华的叙述，以及人性的温情，已经透过字里行间得以展示。
“你真的这么认为？”华生很高兴，像得到了老师表扬的学生，“比起你那些奇妙的科学构想，这实在不算什么。不过，记录下来确实有助于理清思路，我觉得对福尔摩斯也有帮助——他有时想得太快，说出来就忘了，我记下来，他还能回头看看有没有遗漏。”
“当然！他会感谢你的——我也很高兴，能看到如此精彩的作品！”查尔斯道，“伦敦市民有福了。”
两个人对视一下，笑了起来。
在这个时代，有这样一群朋友，似乎也不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