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时不时给我换条凉毛巾。后来我好了，他倒头就睡了一天一夜。唉，有些人啊，好话不会说，好事情都做在心里头了。”
查尔斯听着，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画面：他笔下那位虽然擅长观察和花言巧语的“道尔侦探”，在破获一桩案件后，并没有慷慨陈词，而是默默为失去儿子的老妇人劈好足够过冬的柴火，然后悄然离开。
这个细节与他正在构思的一个短篇莫名契合。
那天晚上，当他终于有了一点精神，在草稿纸上记下这个灵感时，笔尖却停顿了。
一种熟悉又陌生的踌躇控制了他。
这不是关于情节或文笔的斟酌，而是关于所有权，或者说，一种微妙的愧疚。
他将一个属于哈德森太太的私人记忆，未经明确许可地，纳入了自己虚构的疆域。
“哈德森太太，今天您说起您丈夫的那件话。我可能，会把它写进我的一个故事里。当然，会改头换面。您介意吗？”
他垂下头，像是等待宣判的犯人，向着哈德森太太坦白。
“……‘好话不会说，好事情都做在心里头了’这句。”
哈德森太太愣了一下，随即脸上绽开惊喜又有点不好意思的笑容：“我的老天！我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也能进你的书？不介意，当然不介意！要是老哈德森知道，准得在那边乐醒！”
她高兴地搓着手，眼里闪着光，“这可真是！我这辈子还能和‘作家’扯上关系！你尽管写，尽管写！”
看着她由衷的喜悦，查尔斯心中那股因“借用”而产生的愧疚感，如同一个井盖，突然被那名叫温暖的水流顶开了。
他窃取了一个真实的温情片段，但这窃取在交换中获得了意义——它让讲述者快乐，也让这个片段在故事里获得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