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查尔斯坐上了开往曼彻斯特的火车。
车厢里只有他一个人。
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伦敦逐渐被田野和工业区取代。城市边缘的砖墙和烟囱越远越稀，取而代之的是大片的绿色田野和偶尔出现的工厂烟囱。
他把那本灰色笔记本摊在膝头，重新读了一遍莫里亚蒂留下的那些批注。
那些数学符号在窗外的光线中安静地排列着，像是在提醒他：一切都有结构，一切结构都可以被理解。
三个小时后，火车在一个灰蒙蒙的站台边停下。
曼彻斯特的天空比伦敦更低，云层压得很厚，像是一块吸饱了煤烟和雨水的灰色海绵。
查尔斯走出站台，在车站门口叫了一辆马车，报出了福尔摩斯给他的那个地址。
马车穿过一片密集的工业区，街道两旁是成排的工人住宅，外墙被烟熏成统一的深灰色。
空气里有一股烧焦的金属味，混合着某种含硫的化学气味，呛得他忍不住咳了两声。
地方委员会的办公室在一栋不算起眼的建筑里，门面狭窄，但走廊很深。
福尔摩斯给的联系人是一位姓哈格里夫斯的先生，五十多岁，秃顶，穿着一件磨得发亮的深色外套，手指上沾着永远的墨水渍。
“福尔摩斯先生的朋友？”他打量了查尔斯一眼，目光里有一种地方官员特有的谨慎和好奇。
“他让我把这个给您。”查尔斯递过福尔摩斯写的一封短信。
哈格里夫斯接过信，拆开，快速读了一遍，然后把信纸折好放进口袋。
“跟我来。那些记录不在主档案室里。”
他带查尔斯穿过走廊，下了一段很窄的楼梯，在一扇铁门前停下，用一把挂在腰间的旧钥匙打开锁。
房间里只有一盏煤气灯，光线昏黄而有限。沿墙排列着几排铁皮文件柜，柜门上贴着褪色的标签，墨水已经模糊得几乎看不清。
“普莱斯经手的文件。”哈格里夫斯指了指最里面那一排铁柜，“按年份排列，从三年半前到一年前。你要找什么？”
“土地置换的补偿金记录。”查尔斯说，“尤其是那些被标注为‘未入公共账目’的条目。”
哈格里夫斯拉开最底层的一个抽屉。铁皮与铁框摩擦时发出一声尖锐的声响，然后他退后一步，让灯光落在那排厚厚的文件夹上。
“你自己翻。我去楼上等你。走的时候把铁门带上就行。”
他上楼了。脚步声在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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