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尔滨大高加索街17号。我来调查一起日元伪钞案。你扮演了一个耳背的老人，事实上是伪钞团伙的幕后元凶，被我找出来了。”楚河说。
老切不再怀疑，他吃惊地捂住了嘴：“哦……天啦。我的圣母玛利亚，这……这也太神奇了。这是怎么做到的？”
“怎么做到的你别管。开始说正事吧。你是否被人跟踪和监视过？”
他盯着楚河的脸看了足足三秒，目光从眼窝处的阴影移到鬓角的灰白，又从圆框眼镜移到佝偻的肩膀。然后，他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K先生，这一点，我可以确认。”切尔诺夫的目光沉了下来，“从我到上海以来，没有任何人跟踪过我。”
楚河放下茶杯。
“你确定？”
“我确定。”老人的语气没有一丝犹豫。“我在白军情报系统干了二十年，反跟踪是我吃饭的本事。每天出门前，我会在门把手上粘一根头发丝，在鞋底夹一片纸屑，在走廊拐角处的地砖缝里塞一颗米粒。回来的时候，头发丝没断过，纸屑没移过位，米粒还在原处。”
他停了一下。
“而且，我在上海用的身份，和ROVS没有任何关联。证件是从一个死了三年的亚美尼亚商人身上买的，照片换过，签注是真的。安德烈不知道我住在哪里，格里戈里也不知道。”
“戈里是谁？”
“戈里的代号是裁缝匠。也是我最信任的副手。我们所有的联络，都是通过信箱，除非关键时候，我会主动去找他们。我在上海的住处和身份，他们都不知道，也从来不会问。”
楚河赞许地点点头。
老切的谨慎程度，比他预想的还要高。连自己最信任的两个人都不知道他住在哪儿、用的什么身份。这种级别的保密习惯，不是临时学的，是被NKVD（内务部）追杀了二十年逼出来的本能。
“好。”楚河说，“上海的问题，说说吧，现在具体是什么情况？”
“上海一共两套系统。”切尔诺夫组织了一下措辞：“第一套是安德烈负责的卢布和日元线。这条线上个月已经全部冻结了，所有外围人员隔离，中间人撤回安全屋，流通渠道关闭。就是上次我向您汇报过的那些。”
“第二套——”他微微侧头，“是格里戈里——也就是裁缝负责的。美元、英镑，还有法郎。走的是完全不同的渠道，和卢布线没有任何交叉。”
楚河的眉头动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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