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东西挤在同一张桌上。
前者养活他，也在相当程度上养活远在伦敦的那个朋友。
后两样才真正让他感兴趣。
但这就意味着，哪怕他再厌烦戈特弗里德·埃尔门的条件，第二天照样要继续谈。
恩格斯重新翻到线膛炮的资料，低头改了几行。
后来又想起那批托卡伊。
他决定过两天给马克思写信的时候一定得提一句。
至少让另一个人也知道，自己为了革命事业之外的事情，还花钱运回来一批甜得没人肯喝的酒。
夜越来越深。
两位后世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经济学家。
一个在研究西西里，一个在研究线膛炮。
他们相隔数百公里，被债务、生意、家庭、文章和无休无止的政治争论缠得脱不开身。
后世的画像里，他们总是神情肃穆，目光越过画框，投向一个尚未来临的时代。
可在这个夜晚，一个刚被女儿拿找不到眼镜的糗事取笑，另一个还在为几瓶甜得发腻的托卡伊酒生气。
他们谁也没有察觉，马克思四十二岁生日将尽之时，意大利海岸已有两艘轮船升起蒸汽。夜色笼着海面，加里波第和他的千人队正悄然离岸，一场席卷意大利的风暴，就这样驶入了地中海的黑暗。
而在数千公里之外的远东，另一场更加不可思议的风暴，也已越过广袤的关中平原，悄无声息地酝酿起来。
它最终要砸碎的，或许是整个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