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之中去。
不过范迪门有所不知的是，原属于大明统治地区的地主阶级并不是没有发起过反抗，而是试图采用暴力手段反抗海汉统治的人全都在前几年里被抓的抓杀的杀，反抗态度最坚决的那帮人早就已经被海汉当做典型给处理掉了，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1631年儋州刺杀案后被处理的相关人员，自那以后可就没人再敢把反抗的意图挂在嘴边了。
在用暴力手段消除死硬派之后，再利用利益条件来引诱剩下的人就范，这样的组合拳的确在琼北地区取得了极为不错的效果。虽说儋州乡下还是有不少思想僵化的顽固分子不愿遵从海汉的土地政策和农业开发计划，但也没什么人敢再跳出来公开反对了，只能老老实实被现实一点一点地磨平棱角。
对东印度公司来说，这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借鉴意义，荷兰人在南洋开辟殖民地一向都是暴力为先，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杀一波再说，从来没考虑过要像海汉这样细火慢炖的方式来治理地方。当然了，这也是跟荷兰人所处环境有很大关系，他们与南洋土著在人种和文化上所存在的差异难以克服，如果不使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处理，那么在人口规模上不具备任何优势的外来族群将很难在这里立足。而海汉人与大明汉人同祖同宗，文化一脉相承，融合的难度就相对要小得多了。
范迪门之所以要研究这其中的来龙去脉，主要还是为了弄明白海汉人的行事习惯和考虑问题的方式。在他的前任科恩总督领导东印度公司期间，对海汉的政策显然存在着诸多的严重失误，前期对海汉缺乏足够重视，放过了将其消灭于萌芽阶段的机会；中期料敌不足，在冲突中数次败在海汉手下，导致东印度公司的武装力量大受折损；后期应变乏术，在与海汉的谈判中没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以至于严重影响到东印度公司在东北亚地区的贸易运作。
范迪门上任之后面临着战后重建的诸多问题，但他还是特地抽出时间赴海南岛考察，为的便是尽可能多地掌握海汉的相关信息，以便在后续的交往中能对海汉的意图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范迪门现在也不求能逆转形势压过海汉一头，但至少能在双边谈判中不要显得太弱势，特别是未来南海贸易联盟这个商业组织中跨国贸易规则的制定过程能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不至被海汉吃干抹净一点还手之力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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