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来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道：“但这样说来，也只是他单方面的看法，贵国皇帝不会这么容易被鼓动吧？”
曲余同道：“所以最近才会有人暗向朝廷递交奏折，试图以公器私用，饱私囊的罪名状告本官。这上下一起发力，本官就算是上书自辩，也很难自证清白。只要让皇上对本官起疑，他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陶东来听完这番解释，这才稍稍觉得因果关系理顺了一些。那杨嗣昌在刚过去的这个冬天出现了极为严重的指挥失误，但如今清军已经退兵，他想弥补自己的过错，也只能从其他方向发力。设法从民间筹集军费似乎是一个不错的出路，只要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大明长期面临的军费困境，那么指挥失误导致清军攻入国内的罪过也就不会被清算了。
大明以辽东军饷为由在国内增加赋税早就不是新鲜事了，自万历四十年，也就是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在辽东建立后金政权开始，大明就以每亩田地加派三厘五毫银为标准，向民间加征辽饷二百多万两。为期三年的加征，总共为大明国库筹得辽饷五百二十万两。
到了天启年间，加征税赋的范围从耕地扩大到了榷关、行盐及其他领域。崇祯四年时，又将辽饷标准进一步提高，但仍是入不敷出。仅山海关一地，每年的支出就高达四百万两白银。
这么多的银子，当然并不是全部都发到了前线将士手，或是用作增加军备，修筑城防。各级官僚和将领，其实都会在经手辽饷的时候揩油。尽管朝廷也想了许多办法，如派出官员监督辽饷从征收到发放的整个过程，但终究环节太多，根本就堵不住辽饷从各种渠道大量流失出去。
支援辽东边关的辽饷，用于镇压农民军的剿饷，以及组建操练地方武装的练饷，这三饷加派的数额远远超出了正统的赋税，以至于很多地方的农户倾家荡产也无法缴清这些乱七糟的苛捐杂税，最终失去土地沦为佃户、奴仆，甚至变成流民和匪徒。而与此同时，北方边防并未因为军费开支的增加就得到显著的加强，反而是在满清武装年复一年的攻击之下愈发变得脆弱不堪。那么多的银子收上来发下去，到底对加强边防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大概只有天知道。
大明朝堂上当然也不全都是糊涂蛋，这样无限制地向平民增加赋税的后果，他们并不是毫无察觉，由此引发的恶果正在逐年显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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