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回来人口问题。
刚才说过丑、阿三两国的问题，回到我们自身上来。
我们的实际目标是降低人口增长率，而不是要人断子绝孙。
在婚育的法定界限上，已经有了一个准绳，只要严格执行这个规定，比强调要只生一个要来的温和。
我认为，在城市化发展水平越发达的地区，自然生育的年龄会越趋向于晚婚晚育。
同样的问题，教育、就业、住房等多重压力下，人们用更多的时间来满足生存需求，而不是生育需求。”
“那么你如何看待城市人口越来越庞大的现实问题？”
陈老板打断了李剑垚的话。
李剑垚朝他嘿嘿了一下。
“我知道您考虑的是人口增长带来的资源分配的问题，而不是单纯的问城市人口膨胀的问题。
先说城市人口规模越来越大的问题。
以京城为例，1950年，有420万人口，一部分是京城的原住民，另外一部分是随着各机构的入驻而来的。
在50至59年间，基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需求庞大，需要各种专门的人才和大量的劳动力，原有的人口结构不能满足城市发展需求，人口迁入规模也就顺理成章的实现了十年270余万的增长。
到了1960年，京城的人口是740万，而到了69年，人口是780万，十年间只增长了40万，这部分增长中，受迁入政策的影响比较多，迁出人口的规模也不小。
按统计局的数据，自然增长率在19.6的千分比。
其实其他诸如申城、花城、奉天、冰城等大城市的情况基本也差不多，都是在城市拥有大规模企业的情况下才聚集了相对较多的人口。
就业问题才是人口汇聚的核心，在城市，随便一份工作的收入都是乡村地区数倍、数十倍，人自然会向收入高的地区汇聚。”
“你刚才说的要温和的实行人口控制政策，是有什么考量？”
李剑垚看了看院总，点了点头。
“我们当前以经济建设为目标，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如果坚持只生一个的策略，在部分地区，不但会遭到抵制，甚至会引发社会性问题。
而且，诸位可能不太了解，在政策执行层面，基层工作人员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待我们的人民群众。
毫不客气的讲，即便允许生两个甚至三个，也有的人会选择多生，这部分人可能是少数，对庞大的数据层面的影响其实不大。
但基层的工作人员可能用比较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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