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不是人口统计学家就是计生委的人，要么就是社会学、法学、公共政策的专家们。
已经达成的初步认同就是严格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且开始论证从组织和干部群体开始推广，甚至开始设定时间表。
李剑垚对于这些不苟同，但也不至于说鲜明的反对，但深知在执行层面，遇到的问题或者给群众带来的伤害有多少，所以试图用数据和推算让方案有个更优解。
已经步入八十年代了，有的人家真的有一头牛，有那么一两间房。
干部们是否执行独生子女政策可能只关乎他们的正直前途，而百姓面临的是生存。
会场的年轻人几乎没有，饶是李剑垚也已经三十出头了，算是最年轻的面孔。
面对的不仅仅是年长的政策制定者，更多的要克服年龄差异带来的傲慢和偏见。
尽管，李剑垚也知道自己的提议很可能被忽视，被束之高阁，但话不吐不快。
“再重申一下我的推论。
人均收入上升，受教育程度上升，城镇化率上升，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带来的只会是生育率的下降，这是全球人口转变的通用经济规律。”
有人又进行了打断操作。
“李教授，你不能只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来推断我国人口的增长形势，我们国情和制度是不同的，我们目前处于相对落后的农业社会中，大量的农业人口，庞大的基数，即便是低于5的生育率也会每年带来巨量的人口压力。
按现有的统计规模，每年带来将近2000万的新增人口，如此下去，十年后，我们新增人口较现在将超过一亿不止！”
“田主任，你的这个算法是静态模型，按过去二十年都是5.8的生育率，这个数字是有说服力的。
但是，你应该着重看一下过去三年乃至五年的数据，实际的生育率水平是不足的。
我们不能用静态的模型去推算，也不能被过去连续两个十年的指标去吓自己。
过去三年，我们的实际生育率水平应该已经破了3，据我推算，即便不按照之前的策略，生育率水平也不会再次破3，预计在90年代前生育率水平还会下降，到2000年甚至会破2。
刚刚您说的不能单纯的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来进行论证，但有个规律是不变的，社会经济发达程度决定了生育率水平的高低。
这一点，从我之前列举的非洲、拉美、亚洲以及过我的数据情况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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