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思考过，有许多因素都能影响到用药的效果，比如最关键的两点，如药材质量，与炮制方法，以及患者个体差异，都会影响到最终效果。”
萧老说的没错，但方别想说的却不是这个，他接着说道：
“这些我也知道，但我想说的是，汉代之后医生在用伤寒方剂量普遍过轻，用附子来说，现在用量基本上在10克左右，而《伤寒论??四逆汤》原方用生附子1枚，就已差不多20克。生附子毒性和药效远超制附子，换算后原方附子量相当于现代制附子40到60克。从这里不难看出，汉代后的四逆汤附子用量只有原本的六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这时候思考着的萧老忽然打断了方别的话，“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中记载，今古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
方别看向萧老，认真道：“我刚才说这么多，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就是想告诉您，是李时珍搞错了呢？”
萧老忽然看向方别，皱眉说道：“这话可不兴说。”
萧老语气与脸色都有些严肃，有责备的意思，但更多的还是保护。
李时珍在中医史上的地位并不一般，别说是方别这么年轻，就算是萧老自己说出这句话，都能引来不知道多少的抨击。
方别不是胡言乱语，他这么说，自然是经过论证的，其中最直观的证据就是出土文物大司农铜权，其本体重3000克，按东汉的度量衡，等于12斤，以此推算东汉的1斤应折合为现在250克，1两则是约为现在15.6克，而明代的一钱则是约为3.7克，与汉代的一两足足差了四倍以上。
只是大司农铜权出土于81年，距离现在还有20多年的时间，方别只能慢慢引导萧老。
“这并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看法，远的有清代钱天来，他在《伤寒溯源集》中曾评价过李时珍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的说法，非由考订而来，乃以臆见强断之词，还以五泻心汤，小陷胸汤中的黄连用量为例进行驳斥。”
“至于近的，吴承洛先生在撰写《中国度量衡史》时也认为李时珍关于古今衡制关系的论述混乱不堪，曾说过历来未有用之，只能以备参考。”
李时珍提出的用量，已经沿用了三百多年，尽管方别抛出了论点，但作为一名医生，没有亲身验证过，萧老还是不会这么几句话就认同方别的说法。
“你的说法，我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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