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周鼎峰这样的地产商，可能提供了资金支持，或者帮忙洗钱。”
“但华康集团为什么要接手一个被掏空的企业？”王薇提出疑问。
“可能有两个原因。”林逸分析，
“第一，他们看中的不是制药厂本身，而是那块地。”
“制药厂在老城区，占地一百多亩，如果变更土地性质，开发房地产，价值几十个亿。”
“第二，他们可能和张家有某种协议，比如帮忙转移资产，换取其他利益。”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两条线同时推进。”林逸说，
“第一，继续深挖华康集团和新生生物的背景，查清他们的资金链。第二，接触制药厂的职工，特别是了解内情的老员工。他们可能知道一些账面上看不出来的东西。”
第二天，林逸和沈婧来到制药厂的老厂区。
改制后，这里已经停产，大部分车间都锁着门，只有几个保安在巡逻。
厂区门口，几个老职工蹲在树下抽烟，看到林逸他们过来，眼神里带着警惕。
“师傅，我们是市里调查组的，想了解一下厂子改制的情况。”林逸出示了证件。
一个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的老师傅站起来，打量了他们几眼：
“调查组？来调查什么？”
“职工们反映的问题，比如资产评估不公、专利低价转让这些。”沈婧说，
“我们想听听你们的说法。”
老师傅和其他几人对视一眼，叹了口气：
“进来说吧。”
他们跟着老师傅走进一间废弃的传达室。里面很简陋，只有几张破椅子。
“我姓陈，在厂里干了三十多年，是原来的车间主任。”陈师傅点了根烟，
“改制改制，就是把我们这些老工人一脚踢开。说得好听，什么‘职工安置方案’，实际上就是给点钱打发你走人。”
“我干了三十年，拿了十五万块钱，够干什么？”
“资产评估的事，您了解吗？”林逸问。
“了解一点。”陈师傅说，
“改制前，厂里开过职工代表大会，说是要请第三方评估。但评估公司的人来了，就在厂里转了一圈，跟领导吃了顿饭，就走了。”
“我们车间的设备，有些还是进口的，用了不到五年，评估报告里写的价值，连原价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沈婧记录着：
“您还记得评估公司的人长什么样吗？”
“记得，带头的是个戴眼镜的，姓吴，说话很客气，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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