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李仕山深入内部，眼前一大片低矮的砖瓦房沿着塌陷区的边缘铺开。
房子大多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矿务局统一建的，红砖墙，石棉瓦顶，规格一模一样。
现在红砖已经变成了灰黑色，石棉瓦顶补了又补，裂缝从墙根一直爬到窗框。
有的房子塌了半边，用塑料布蒙着，塑料布被风吹得鼓一下瘪一下，像在喘息。
碎石子和煤灰混在一起，踩上去咯吱咯吱响。
路边的空地上堆着废弃的矿车和早已停转的卷扬机，铁锈厚得像一层红褐色的苔藓。
几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门口的板凳上晒太阳，目光空洞。
对这群从考斯特上走下来的人，表情木然，没有好奇，也没有期待，像是已经对任何外来的人和事都失去了反应。
一个穿灰布棉袄的老人坐在最靠外的那把凳子上，手搭在膝盖上，手背上青筋一根根凸起来，指节粗大变形。
李仕山以前见过这样的手，父亲说过，这是常年在井下挖煤留下的痕迹。
在这个老人旁边的院墙上刷着一条标语，已经褪色得几乎看不清了：“安全生产，利国利民”。
标语下面堆着几袋煤渣，用破塑料布盖着，大概是他冬天取暖的燃料。
李仕山走过去，问了问情况。
“大爷，今年高寿了？”李仕山蹲下来。
“七十一。”老人看着他，眼睛浑浊，但声音还算清楚。
“在井下干了多少年？”
“三十八年。十六岁下去的。”
“儿子呢？”
“接过我的矿灯，又干了十几年。矿关了，去了南方打工。孙子扔给我和老伴。”
“每个月能拿多少？”
“几百块。不够用。”老人指了指屋后那片空地，“我在那边刨了块地种菜，每天推着小推车走四十分钟到城里去卖。”
“矿上没人管了吗？”
“矿务局撤了，街道办也搬走了。连个管事的人都找不着了。”
老人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没有悲愤，没有控诉，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没关系的事。
李仕山站了起来。
刘书记在旁边压低了声音说，这里是元川最早关闭的一座煤矿，关停快十年了。
再往里走，看见了矿区的办公楼，墙上刷着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标语：“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字是用油漆直接刷在墙上的，经过十几年的风吹日晒，大部分已经剥落，只剩下“大庆”两个字还勉强可辨。
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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