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放在一百年前，也就是清末那段最屈辱的历史里，像今天这种情况，无需卡尔斯通开口，仅凭他那副高鼻深目的欧罗巴长相，就可以在我们这里享受"洋老爷"才会拥有的治外法权。
那时的蜃城租界，Y国巡捕房门前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青岛的D国总督府，满清官员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津门的紫竹林租界，外国商船挂着万国旗肆无忌惮地走私鸦片。
这些"洋大人"们不仅拥有领事裁判权，更在海关、邮政、铁路等命脉部门安插外籍顾问，把持着华夏的经济命脉。
每次列强发动战争，都伴随着精心设计的"文明"借口。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德皇帝威廉二世在出征演讲中公然宣称：
"你们要像匈奴人一样，让华夏人记住你们的名字！"
这些穿着笔挺军装的侵略者，用最先进的克虏伯大炮轰开燕京城门，却在紫禁城里用刺刀挑开皇帝的龙袍，用马鞭抽打守城的太监。
最令人痛心的是，这些暴行往往被西方媒体包装成"文明对野蛮的征服"。
……
如果放在四十年前，也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像今天这种情况，卡尔斯通提出异议，马副主任肯定不会无动于衷。
那时的外企代表处，中方接待人员总要提前三天准备"洋酒洋烟"。
商务谈判中，中方代表往往要等外方喝完咖啡才开始发言。
就连最简单的技术交流，也要先安排外宾参观"样板车间"。
这种心态在八十年代达到顶峰，上海一家合资企业甚至规定：中国员工必须使用英文名，办公区禁止说中文。
"国外的月亮比国内圆"，“国外的空气比国内甜”，这种论调，在八十年代的报刊杂志上屡见不鲜。
《文摘》曾刊登过一篇《中国孩子的七宗罪》，将华夏学生描述为"只会死记硬背的考试机器"。
某知名杂志的封面文章《为什么中国没有诺贝尔奖》，通篇充斥着"华夏人缺乏创造力"的偏见。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观点竟被堂而皇之地写入中小学教材：
《爱迪生救妈妈》杜撰美国科学家用镜子聚光做手术的情节，却对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记载的腹腔手术避而不谈；
《地震中的父子》虚构美国洛杉矶地震中的感人故事，却对唐山大地震中涌现的英雄事迹只字不提；
《窗前的气球》描写苏联儿童用气球传递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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