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空气污染导致的呼吸系统疾病住院人数上升22%，儿童哮喘发病率是十年前的2.7倍——这些健康代价，正以隐性方式持续透支着发展成果。职工安置难、GDP考核硬，我们不能回避。可若把生态承载阈值当作可无限延后的“弹性指标”，最终付出的，将是更昂贵的代际成本。”
江一鸣举例道：“就如前两年云滇省发生的一起水污染事件，造成水污染的化工企业虽然带动了就业，每年交了一千多万的税收，然而，造成的污染修复却需要耗资近三亿元，且修复周期长达八年。这还是最直接的经济账，更不用说给周边居民带来的健康损害。”
“另外，我们招引的企业中，很多对周边环境进行了明确的要求，倘若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他们将不会落户江城，甚至已签约项目也可能撤资。所以基于长远发展，还是现实考量，我们不得不推进环保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