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家乐环视全场，沉稳地说道：“刚才各位同志的发言，既体现了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勇气，也展现了抽丝剥茧、理性剖析的智慧。这恰恰说明，我们省委领导班子不是在回避矛盾、遮掩问题，而是在真正直面现实、正视困难；不是在推诿扯皮、转嫁责任，而是在严肃厘清边界、明确职责。针对江城市医改试点中暴露的问题，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贯彻‘谁决策、谁负责，谁执行、谁担责’的问责铁律。但同时，我们也要深入研判，此次医改的顶层设计是否本身就存在系统性缺陷——不能因为政策执行中出现了问题，就不加甄别地将所有责任全部推给决策者。”
“试想，如果任何政策在落地过程中一旦遇到困难，就必须首先追溯至决策源头问责，那今后还有多少干部敢于拍板、敢于决策、敢于担当？长此以往，我们的改革事业将可能陷入‘无人决策、无人负责、无人担责’的恶性循环。这种机制僵化所带来的危害，甚至比一次药品挤兑事件更为严重，因为它将从根本上动摇制度运行的底层逻辑，侵蚀治理体系的公信力与活力。”
李玄章直接回应道：“家乐书记，我认为您这样的说法，实质上是在袒护江一鸣同志。”
他稍作停顿，继续说道：“您强调‘不能将所有责任都推给决策者’，这一点我完全赞同；但倘若连最主要的决策者都不被纳入追责视野，那么责任的链条就会在最关键的一环出现断裂。江一鸣同志既是江城医改试点工作的主要推动者，又是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第一责任人。职务与权责从来就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我们提倡容错纠错，但容错绝不等于免除责任，更不等于免于审查、免于调查、免于追溯。今天大家坐在这里讨论的，不是简单‘找谁背锅’，而是要通过制度构建，确保今后的每一次重大决策都能够经得起民情反馈的检验、风险推演的考验和事后复盘的校准。”
李玄章如此直白地质疑杜家乐，令在场不少常委面露错愕。
然而杜家乐神色平静如常，甚至更为坦率地接过了话头：“玄章省长说得对，我确实是在袒护江一鸣同志。但我袒护的不是他个人，而是改革进程中必须保留的探索空间和担当精神。我袒护的，是那些在政策尚未完全成熟时仍勇于牵头试点、直面基层堵点的干部；是那些在信息不完全对称、资源未充分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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