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疫情并不算严重。
德国虽然也发现了少数几例，但症状反应普遍比华夏要轻得多，社会生活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街上戴口罩的人寥寥无几，更不用说停工停课。
但王坚的心情，却无法因此而感到轻松。
岛内的疫情同样在蔓延，确诊和死亡病例的数字每天都在攀升。
他很担心远在故乡的家人、朋友，还有积架公司的那些同事们。
这种挥之不去的忧虑，让他有些分神。
从去年开始，他就像一个孤独的传教士，带着自己呕心沥血研发出的新技术，奔波于东亚和欧美之间。
他拜访过大大小小几十家公司，得到的反馈却总是不尽如人意。
芯片工艺，从来都是巨烧钱的行当。
一项新技术的投入，动辄以十亿美金计算，这不是一般的小国家能够支撑得起的。
他们最先寻找的合作方，是日本的行业龙头尼康。
可对方的反应却异常保守。
尼康的高层认为，现有的干式光刻技术路线虽然也遇到了瓶颈，但目标清晰，方向明确，只要继续往里砸钱，总有突破的一天。
如果现在更换技术路线，重新投入的研发资金是个无底洞，之前投入的巨大成本，就成了沉没成本。
这笔账，怎么算？
万一新的路线走不通，这个损失谁来承担？
在反复的患得患失之间，尼康最终选择了最稳妥的方式，拒绝了积架公司的合作提议。
无奈之下，王坚只能被公司派往欧洲，在法、德、荷、意等老牌工业强国里，寻找新的机会。
一开始，他们并没有考虑过阿斯麦公司。
此时的阿斯麦，刚刚经历了上一轮经济危机的洗礼，公司利润暴跌了百分之四十，资金链紧张，甚至正在考虑裁员减产来度过难关。
公司的主要股东们，对于投入巨资研发一项前景不明的新技术，充满了疑虑。
但除了阿斯麦，欧洲其他的光学巨头，也都有着和尼康公司相同的顾虑。
王坚在几个国家之间来回奔波了大半年，得到的都是礼貌而坚决的婉拒。
就在他无可奈何的时候，阿斯麦公司却反常地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
原因很简单。
他们不想再跟在日本人的屁股后面吃灰了。
他们渴望通过一项革命性的新技术，实现弯道超车。
当然，这其中蕴含着巨大的风险。
如果新技术的最终效果不理想，这笔巨额的投入，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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