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运输的过程中造成的损耗，仍旧算在农民头上，农民还要在交公粮的基础上再缴纳一遍亏损。
同样的，其他行业的百姓在纳税之后，也要承担运输损耗、手工费一类的。
这样政策，放在农业税早就退出历史舞台的后世来说，无疑是逆天的。
更逆天的是，火耗加征多少，各地不一，且无限额，这对封建官吏来说，正是贪污的大好机会。
当然了，这跟清朝初期国库紧张、官员俸禄极低有很大有关系。
就拿美仁县知县黄大善来举例，按照七品知县的俸禄，黄大善一年不过四十五两的俸禄，这点子俸禄若是用来养活一大家人来说，无疑是困难的，更别指望还能纳好几房小妾了。
就连官至极品的佟国维阿灵阿，单算俸禄，也不过每年一百八十两、禄米一百八十斛。
清初的官员领的是不折不扣的低薪，不贪不腐，还想着要靠升官发财可能性为零。
尤其是州县一级的官员难以俸禄维持生活，于是就有了所谓“火耗”，朝廷也是默许州县官在收税时加征银两。
只是这样的口子一开，想要再刹住闸那就是千难万难了。
地方上征收火耗愈演愈烈，除了官吏本身贪污以外也与朝廷财政政策不健全有关。
朝廷不断裁扣地方政府的额定款项，各地政府的政务开销没有着落，就拿之前兴修永定河来说，直隶段的永定河工程，那是要直隶当地政府自己掏腰包的，当时李光地为此没少东奔西走，才没有耽误工程进度。
京畿重地都如此，那对于财政紧张的地区，就更怕出事儿了。
就拿这回山东巡抚王国昌为什么胆敢瞒报山东灾情、连一众山东官员都跟着缄口不言一并瞒报？
若是坐实了山东灾情严重的话，那赈灾款是要山东当地自己掏的，不把山东当地的银子用完，朝廷是不会拨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