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三天，明月没有主动联系蒋含烟。
她让自己忙起来。早上七点到厂，晚上十点才走，中间开了两次生产调度会，见了一拨客户，审了三份合同，还抽空去车间转了两圈。她把时间填得满满当当，忙到没有空隙去想那件事。
可到了第三天晚上，躺在床上，她还是失眠了。
她翻来覆去地想那七十万。不是拿不出，是不甘心。她想起建厂头两年，她和曹玉娟、康月娇三个人既当老板又当工人，冬天骑着摩托车到周文明的公司拿货，羽绒服被西北风刮得透透的，手冻得裂了口子，一碰十字绣就疼得龇牙。有一年春节前赶订单，工人走了大半，放假前几乎每天加班都到十二点，那些年挣的每一分钱，都沾着汗水和泪水。她想到志生把身上所有的钱，加上向公司预支的半年工资，也就十来万块钱，一分不留的拿来支持自己创业。
现在倒好，哥哥的一次放纵，七十万就要打水漂。
更让她堵心的是，她知道这七十万也许不是终点。蒋含烟拿了钱，真的能彻底消失吗？孩子没了，她会不会反悔？会不会过两年又来要？这种事儿她见过，也听过——拿了钱又回来的例子太多了，不是人坏，是钱花完了，手头紧了，想起来还有这么一条路可走。
她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强迫自己不去想了。
第四天上午，蒋含烟主动打了电话。
“萧总，我想好了。”电话那头的声音比上次平静了许多，像是心里已经有了定数，“您上次说七十万，我不同意。”
明月握着手机的手微微紧了一下，但语气没变：“那你想多少？”
“八十万。”
明月沉默了几秒钟。
“八十万？”她重复了一遍，声音里带着一丝冷意，“你上次要一百万，我给你还到七十万，你现在加价到八十万？蒋含烟，你这是谈生意还是坐地起价？”
“萧总，我不是加价。”蒋含烟的声音不急不躁，像是早就打好了腹稿，“我回去想了一晚上，又去县医院做了个B超。医生说孩子已经十一周了，做引产有一定的风险，术后要住院观察，还要调理至少三个月。这些费用我自己算了一下，加上营养费、误工费、后续的治疗费，少说也要五六万。您上次说的七十万，刨掉这些，到手也就六十来万。我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租房子、做小生意、养身体，六十万能撑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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