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他们睡得更沉一些，或者在转运前多给一针止痛，让他们最后的时刻不那么难熬。
这是他能做的全部。
但那天他看着那个年轻人，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女儿。
梁文超站在床边，看着那张年轻的脸，看着监护仪上跳动的心电波形，听着呼吸机有节奏的嘶嘶声。
那天晚上，梁文超躺在自己的小隔间里，睁着眼睛到天亮。
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灯座延伸到墙角，像一条干涸的河流。
他盯着那道裂缝，脑子里乱糟糟的，想了很多事，又好像什么都没想。
第二天，那个年轻人的心脏被取出来，送上了医疗船。
梁文超没有参与手术，但他看到了术后的缝合报告。
很标准，很干净。
他盯着那份报告看了很久。
报告上的缝合方式是常规的连续缝合，针距均匀，没有任何特殊标记。
一个想法在他脑子里成型。
两周后，又一台手术。
这次梁文超被指派参与。
客户是个大人物，据说是某国的退休高官，手术团队人手不够，他被临时拉去当助手。
手术在医疗船上进行。
那是一艘改装过的货轮，外表看起来普普通通，里面却是一座小型医院：无菌手术室、ICU、化验室，设备比很多三甲医院都先进。
手术很成功。
一颗年轻的肾脏被移植到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体内。
缝合的时候，梁文超的手抖了一下。
主刀医生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
他以为梁文超是紧张，或者是第一次上船不适应。
没有人注意到，在血管吻合的最后一步，梁文超的缝合方式变了。
连续褥式缝合，针距更密，每隔三针一个“顿挫”。
这是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附属医院工作时，导师教他的一种特殊缝法。
是老教授年轻时在德国学的，说是能减少术后血栓的风险，但因为太费时间，后来没有推广开。
全世界会这样缝合的人不超过一百个，其中一半是他导师的学生。
那是他的签名。
手术结束后，梁文超回到地下室，躺在床上，心跳得很快。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在给那些器官打上标记。
如果有一天，某个权贵死了，被做尸检，法医会发现那颗肾脏的缝合方式很特殊。
如果有人来问，如果有人来调查，只要找到梁文超，他就可以指证，这颗器官是从哪里来的，什么时候做的手术，客户是谁。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他还活着，而且有人愿意听他说。
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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