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的解释，弥合了礼运篇的矛盾，让群臣连连点头，认为这个解释很顺畅。
就连刘宗周，虽然认为皇帝的解释有私心、有不够圆融的地方。但也同样认为这个解释，要比之前强得多。
礼运这篇文章，也能从之前的尴尬境地解脱出来，重新被儒者研读。
不过，这篇文章的解读，仍旧是存在风险的。因为一定会有士子被古人注释所影响，把天下为公解释为禅让制。
朱由检为何要冒着风险，以这篇文章为宣言呢？
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儒家发展到现在，已经走入了死胡同。惟有把当前的小儒，转向大同之儒。才能让儒生不沉迷于繁杂的礼仪和典章，而是向大同之世迈进——
按照后世的说法，就是向理想和目标而努力。而不是没有追求，逐渐变得庸俗。
这是关系士风、甚至整个社会风气的大问题。
朱由检想通过重塑理想，让大明拥有汉唐那样的昂扬气质，重塑社会风气。
而不是让儒生越来越庸俗化，刘宗周这样的人越来越少。
同时，朝堂上的政策，也会在大同之世的指引下，有明确的目标。
在这样一个目标下，凡是朱由检认为应该改变的，都能说大同之世不应该这样。然后加以修改，用更好的办法代替。
而非像之前那样，每一个政策都要和群臣解释很久，才能在各种手段下，勉强获得通过。
臣子在有了明确的目标后，也能知道向哪个方向努力。
不过，现在的臣子，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大多觉得，皇帝对大同之世的解释，犹如水中望月。似乎能够看到，其实却可望不可即。
连孔子都是在七十岁时才达到“从心所欲，不踰矩”的境界，被皇帝认为拥有了大同之世的道德境界，其他不如孔子的人，又怎么可能达到呢？
孟子、朱子都不见得有这个道德境界，其他人就更不可能了。
更别说大同之世是对全天下人的要求，几乎不可能实现。
所以大同之世，根本是个幻想。
这让一些人之前对公有制的担心，此时也放下了。因为不管公有制怎么样，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他们却没想到，朱由检解释了关系后，立刻向众人道：
“大同之世，是三代之治，是尧舜之治。”
“以后大明君臣，都当向大同之世而努力。”
定下这个目标后，朱由检还把更具体的目标，向群臣道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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