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棉签蘸取深褐色的膏体，均匀地涂抹在那些凹凸不平的疤痕上。
红色的、凸起的、纠结在一起的疤痕，遍布他的双手、手臂、脖颈，一直蔓延到脸颊。
每一寸都要涂到，每一寸都要轻轻按摩，直到药膏完全吸收。
整个涂药的过程要花将近四十分钟。
林梅从来不觉得久，她甚至希望这个过程能再长一些。
从外表上看，半个月的治疗并没有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些疤痕依然狰狞，依然醒目，依然让第一次见到的人忍不住移开目光。
方队出门的时候还是习惯戴手套，穿高领的衣服，把帽檐压得很低。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有些东西正在悄悄地、一点一点地改变。
最先改变的是疼痛。
烧伤后遗症带来的神经性疼痛，像一根永远绷紧的弦，日夜不停地撕扯着他的身体。
那种痛不是尖锐的、剧烈的，而是一种持续的、弥漫的、深入骨髓的钝痛。
白天忙碌的时候可以忽略，但每到深夜，它就会从每一寸疤痕组织里钻出来，像无数根细针同时刺入皮肤，让他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止痛药越吃越多，效果越来越差。
最绝望的那些夜晚，他甚至想过，也许这辈子就这样了，永远被困在这具又难看又痛苦的身体里。
变化发生在他用药的第七天晚上。
那天夜里，他像往常一样被痛醒，但那种痛感减轻了。
不是不那么疼了，而是疼痛的边界变得模糊了，像是有人把那根绷得太紧的弦松了一点点。
他躺在床上，感受着那道微弱的变化，不敢动，不敢翻身，生怕那只是自己的错觉。
第十天，那种刺痛感从持续不断变成了间歇发作。
第二十天，他第一次睡了一个整觉，没有被痛醒。
第三十天，他发现自己在无意识中用受伤的右手端起了水杯。
那只被烧得最严重的手，手指蜷缩，皮肤粘连，之前连握拳都做不到。
他盯着那个水杯看了好几秒，然后慢慢把杯子放下，又端起来，再放下。
右手的握力虽然只有正常人的两三分，但半个月前这只手连水杯都碰不了。
那天晚上林梅帮他涂药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梅子，我好像有点力气了。”
林梅的手停了一下，然后嗯了一声，继续涂药。
她没有看他的脸，低着头，棉签在那些疤痕上轻轻地、一圈一圈地打转。
涂完药，林梅去洗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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