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日英国政府已经明确表态，如果普鲁士对丹麦宣战，他们将站在丹麦那一边。首相阁下，普鲁士的民众现在都很关心，如果英国陆军在波罗的海登陆，我们将作何应对呢？
俾斯麦（轻蔑一笑）：如何应对？如果英国陆军真的来了，我就派警察把他们全抓起来。
记者（哈哈大笑）：这个回答很幽默，但是阁下，在这种问题上，还是请您不要再开玩笑了。
俾斯麦（正了正衣领）：开玩笑？我可没有开玩笑，在我看来，苏格兰场警察可比英国陆军带给我的压力大多了。
——《北德总汇报》记者1864年于普丹战争爆发前专访普鲁士王国首相兼外交大臣奥托·冯·俾斯麦
作为我国国家教育的通常结果，我于1832年复活节从中学毕业，在进入哥廷根大学深造时，成了一个泛神论者。我虽然没有成为一个共和主义者，但是已经深信共和国是最为合乎理性的国家形式，同时我还在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千百万人长期地服从于一个人。
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让我困扰太久，因为在我进入哥廷根大学的第三个学期时，一个人的到来为我揭晓了答案。我引以为傲的决斗二十五连胜，在那一天被终结了。不过，这还不是最气人的。最可气的是，他在击败我之后，并没有傲慢的羞辱我，而是一脸微笑的扶我起身，他问我……”
——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
面对赫尔巴特教授的质问，俾斯麦一点服软的意思都没有。
他非但不服软，反而还昂起头，仿佛他的眼睛长在鼻孔上一样：“教授，我不认为校规里规定了学生不允许养狗。别说养狗了，我就算养头熊，您也管不着。”
赫尔巴特教授火冒三丈道：“那你擅自逃出禁闭室的事又怎么算呢？俾斯麦，你进入哥廷根不过短短三年，然而却和同学进行了25次决斗。这还不算，你前段时间还跑去耶拿大学和人斗殴，你这是嫌自己还不够给学校丢脸的吗！”
俾斯麦不屑的翻了个白眼：“教授，我是个贵族，而击剑决斗是大学生当中传统的贵族活动，虽然这项运动在哥廷根的大部分大学生社团中被取消了，但是我加入的普鲁士同乡会依然保留了这个项目，所以我不认为我和人决斗是犯了什么错，也不觉得我违反了什么规定，您如果因为这个惩罚我，那么您就永远别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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