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确实还有一些非常超前的理论，拿出来还是有可能让如今的评论界目瞪口呆的。
不过后世的评论文章跟如今俄国的评论文章总归是有些不同的，后世有些人的评论文章总得用些晦涩的词语，还要说上一些看上去花里胡哨的场面话和奉承话，而放在这个时代乃至于放到别林斯基身上，他们的评论文章相对而言要更加亲近读者，更加有私人化的表达。
就像别林斯基在评论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时就时常有这样的表达：“可是你，亲爱的读者，一定不会和这老小孩冷淡无情地分手吧？他是这样善良”
这有时也是他的评论文章的魅力来源。
总之既然要写评论文章，那么自然还是向这个时代最顶级的大佬学习和请教比较好。
而说起写评论文章，有一件事确实值得注意，那就是生搬硬套某种理论亦或者是带着某种固定的观念出发，这往往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好，这篇小说象征着封建贵族势力的消亡和新兴阶级的崛起。好，这篇小说不爱国，垃圾小说。好，这部小说是男作家写的，有不尊重女性的描写，纯纯就是“老登文学”。
这些观点有时候确实能够提供一种解读文学的新视角，但真要说起来的话，一味按照单一的视角和观念来解读文学，那确实也是没啥意思。
真正的文学作品往往都是丰富的，那么评论这样的文学作品，即便难以用有限的篇幅将作品的全部说清楚，但也不能搞得过于单一或者充斥一定的偏见。
于是在决定要写这样的文章之后，米哈伊尔也是又抽空将牢大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以及cos牢大的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又研读了好几遍，在这个过程中，又顺带打听了一下关于他们的为人和他们的事迹。
由于时代并不算远，在米哈伊尔的周围，有相当一部分人都亲眼见过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这其中别林斯基他们跟莱蒙托夫见得算是比较多的，毕竟莱蒙托夫的很多诗歌和小说都是在《祖国纪事》上发表的。
而说起莱蒙托夫和他的《当代英雄》，尽管在后世知名度相对较低，但在这一时期的俄国，他的名字可谓是如雷贯耳。
托尔斯泰曾叹息道：“如果莱蒙托夫活着，那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谁也不必存在了。”
契诃夫说：“我无法理解，他还是个孩子，怎么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唉，要是能写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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