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子弟在仕途上，也果真如顾霖所期望的那样，多任实务官职，罕有再跻身权力核心者。
这是必须的退让。
而这所引起来的局面同样也只有一个。
当顾氏这座挡在所有人面前的高山渐渐退去之后，朝堂之上被压抑已久的政治欲望与派系纷争，亦是骤然汹涌起来。
新帝虽试图平衡，但其亲信的勋贵集团与科举晋身的文官系统之间，为了争夺空缺出来的权力与资源，明争暗斗日趋激烈。
政令的推行，往往不再纯粹出于国策考量，而掺杂了越来越多的派系利益与党同伐异。
然而，更深远、也更不易察觉的变化，发生在九州蓬勃的商业领域。
顾霖昔年为何要以雷霆手段整顿漕运，并以严苛律法与独立监察体系牢牢看管商事？
因为他与幕后的顾易都深谙一个道理。
——商业逐利之本，若无刚性的规矩与强大的威慑加以约束，便会如同脱缰的野马，在利益的驱使下变得不择手段。
这种“不择手段”，在承平岁月、吏治尚未完全崩坏之时，往往并非赤裸裸的杀人越货，而是一种更为系统、也更难根除的压榨。
失去了顾氏与御史台那令人胆寒的持续高压监管，新的得利集团开始悄然成形。
他们或许是某些与朝中高官关系密切的豪商巨贾，或许是掌控了某条关键商路的地方大族。
而这些人在如今的局势之下，已然是不再只需要像过去那样冒险大规模走私，却找到了新的生财之道。
——那便是向下压榨！
掌控货源的商会，可以联合起来，压低向底层生产者收购原料的价格；
把持运输的商行，可以巧立名目，增加各项杂费；
而那些依附于大商号生存的小商户、工匠、船工、力夫，则发现自己的工钱被变相克扣，劳役却在无形中增加。
一层对一层的盘剥，最终的压力，悉数落在了最底层的生产者与劳动者身上。
以及正在逐渐融入中原的外族之中！
北疆、辽东.
这些地界本就是最晚融入九州之地，九州之地的文化如今才开始刚刚普及，根本不可能在短短时间之中走出一个高官贵族来。
且因为地势的缘故。
这些人对于贸易的依赖性则是远远超过其他地区。
当商业的监管开始松散之后，这些人自然而然便成为了第一批受害者！
这是必然的现象。
当然，这并非是说大宋的朝堂完全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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