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起因，如果套用明末的历史，其实就是‘苏格兰鞑子’造反，国内也是‘流寇’横行（是时，伦敦郊区和很多郡的农民展开大规模的反圈地运动和抗税行动）。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为了筹措军费，不得不向英国的‘东林党’低头，来了一个‘亲贤臣远小人（即召开长期议会）’。”
“随后，英国版的“厂卫”，嗯，也就是皇室法庭被‘东林党（议会）’废除，国王的宠臣斯特拉福伯爵和劳德大主教被当做魏忠贤给咔嚓了。最后，连国王查理一世也被抗税的‘东林党（资产阶级）’勾结‘流寇’，即所谓的农民革命势力，给送上了断头台。”
“而那个时期，英国一帮议会老爷为了应付内战，便引进了两个税种，消费税和土地税。当然，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来源，那就是拍卖国王、教会以及公开与议会为敌的贵族地产与其他财产，由此才筹措了大量财政资金。”
“通过这些举措，英国的财政收入方才迅速好转，并藉此组建了数万规模的议会军，为赢得内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总得来说，英国的财政收入是从‘卖地’开始的，这其实是‘土地财政’与后来的闯王‘追赃拷饷’的结合版。”
“我们新华目前的财政收入大头除了走私贸易外，最为重要的来源也是‘土地财政’，即通过为大量移民提供耕地的方式，从他们身上收取15%的农业税，以及移民的各种农业贷款利息收入。”
“至于，某些人提出的挖金矿、铸金币来直接补充财政的说法，我认为是极其荒谬和可笑的，更是对新华财政制度的一种结构性破坏！”
1635年12月20日，穿越众代表大会筹备会议召开，决策委员会各部委负责人齐聚执政大楼议事厅，就本年度的政府工作各项进展情况先“对一对账”，以便更为全面、更为直接地向全体代表做汇报。
出乎意料的是，就在各部位皆一片大好的成果汇报中，却传来了一个不甚和谐的声音。
财政委员邓智宸当着委员会诸多大佬的面，毫不客气地指出新华目前的财税问题简直就是一团糟，官企不分，公私不明，税制不清，而且根本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财税制度。
所有部委没有任何预决算的概念，就算有，也是相当的粗糙和笼统，根本不能作为国家年度决算的参考数据。
而委员会领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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